进入20世纪之后，这种不平等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变本加厉，甚至向新的极权形式演化。马尔库塞对这一趋势进行了深入分析：“当代工业社会，由于其组织技术基础的方式，势必成为极权主义。因为，‘极权主义’不仅是社会的一种恐怖的政治协作，而且也是一种非恐怖的经济技术协作，后者是通过既得利益者对各种需要的操纵发生作用的。当代工业社会由此而阻止了有效地反对社会整体的局面出现。不仅某种形式的政府或党派统治会造成极权主义，就是某些特定的生产与分配制度也会造成极权主义，尽管后者很可能与党派、报纸的‘多元论’以及‘对等权力牵制’等等相一致。”[5]
理性过度使用带来的第三个典型问题是受到自然的惩罚。“征服自然”是近两个世纪以来几乎人人都耳熟能详的现代性豪言壮语。然而，当历史进入20世纪后，随着人们对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同时发生的工业污染、环境破坏和资源枯竭等现象的认识日益深刻，人们也开始反思理性的过度所带来的不良后果：“由于启蒙过分地自负于人的理性能力，人越来越盲目地妄自尊大，无所不在、无所顾忌地突出人的存在、人的力量、人的重要性、人作为宇宙的证实，肆意地征服和掠夺自然，相应地，人也越来越多地遭到自然的报复，人在自然中的处境事实上已经举步维艰”[6]。
现代化的历程证明，近代以来人们用理性替代宗教与神性，建立起来的理性王国却充满了非理性的结果，人们也越来越受到盲目的理性自信导致的自然的反作用：自然灾害频发，生存环境恶化，全球气候变化，等等。这一切都日益危及到人类生存。因此，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思想家开始对理性进行新的反思，重新从人文主义的理性中寻找人类生存的新出路。
二、反思科学
追溯近代理性精神的崛起原因的时候，有两个主要因素是不能忽视的：一个就是对古希腊、古罗马的理性传统的复兴（这主要是文艺复兴的任务），另一个就是吸收了近代科学革命所带来的新方法，形成理性的革新（这一任务主要是启蒙运动所完成的）。正如黑格尔认为的，哲学不能超出它的时代，正像个人不能超越他自己所处的时代一样。作为现代社会精神基础的现代理性也打上了鲜明的现代烙印。肇始于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在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等的努力下，彻底地打破了旧的世界观，树立起新时代的世界观。此后，由于爱因斯坦为代表的新物理学等科技的兴起，科学革命显示出日益强大的变革力量。
首先，科学是人们建立适应现代化的新世界观的理论基础。思想家们在科学革命所提供的新理论、新方法的支持下，对社会现象进行新的思考，从而形成崇尚理性反对愚昧、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的崭新的世界观。
其次，人们也开始将科学思想作为人类一切思想的归宿，在不同阶段先后出现了自然科学哲学化以及哲学自然科学化的现象。[7]这两个现象前后重心的转变，说明科学日渐趋于学术的中心地位。
最后，在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影响下，形成了经济学、政治学等现代专业学科。在中世纪之前，学者往往是通才型，比如柏拉图是哲学家、诗人和政治学家；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家、伦理学家等等。但是，随着现代科学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作为各分支学科的研究者也日益成为术业专攻的专门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