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更是一场社会实践运动。它指导了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伟大历史实践，确立了适合现代社会的核心文化观念，为现代文化思想的全面形成奠定了基础。启蒙运动为新时代量身打造的新文化思想内容丰富多彩，涉及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本书选取对此后人类社会的精神生活产生了实质性影响的社会契约思想、三权分立思想与自由主义思想，作为代表加以重点介绍。在此基础上，从宏观角度探讨启蒙所引发的西方文化思想的全面现代化转型。
一、社会契约思想
社会契约思想是自文艺复兴以来，人们不断摆脱封建与宗教双重禁锢过程中形成的新的国家起源理论。实际上，社会契约思想是自然法思想的组成部分，但由于它直接体现了新的国家理念，所以人们往往以此作为启蒙运动在国家理论上的代表性思想。所以，我们今天在整理这一思想时，就要回归到对启蒙运动时期自然法理论的总结上来，这样才能达到逐本溯源的效果。
我们翻阅众多关于启蒙运动的著作，可以发现一个共性问题，那就是启蒙时期所形成的主流思想是社会政治思想。这其中的原因如前所述，从广义启蒙的角度来看，18世纪所发生的狭义启蒙运动的最重要意义，就是把此前开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形态转型的探索成果，进一步引向国家制度层面的最关键的变革。因为只有在国家制度层面上实现了新型文明形态的制度转型，才标志着启蒙运动的最终实现。
当我们具体考察这一时期形成的新社会政治思想的时候，我们又会发现另一个共性问题，那就是这种新型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各个理念都是从对自然法理论的分析开始的。较为系统分析自然法思想的人是被称为“近代资产阶级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的奠基人”[13]的荷兰思想家胡果·格老秀斯。“格老秀斯把法分为两大类：自然法（NaturalLaw）和意志法（VolitionalLaw），意志法又分为社会法和人为法两种，人为法又分为国际法、国内法和地方法三种，国内法又分为刑法、民法、商法等，在上述所有法律中，自然法是一切法律的依据，它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14]由自然法理论的分析就必然涉及两个相互关联的基本理论：自然状态理论与社会契约理论。所谓自然状态是指国家出现以前，每一个人作为个体生活在各自为政的天然状态下；所谓社会契约，是指人们在自然状态下生存，由于自然提供的生存条件日益变化，或者人与人之间为了生存而竞争、斗争日趋激烈，难以维护原来的原始状态，通过订立契约进入社会和国家状态。启蒙运动时期的每一个杰出思想家在为新的国家构筑理论体系的时候，几乎都从自然法理论切入，对这两个方面加以论述。这似乎已经成为当时思想理论界的一个共识。自然法理论同时也对整个近代社会政治思想产生了同样深远的影响，有学者认为：“近代社会政治思想就是围绕这两个概念（自然状态、社会契约）展开的，几乎每一位讨论社会政治问题的哲学家都有一套‘自然状态说’和‘社会契约论’。”[15]
格老秀斯的“自然法是一切法律的依据，它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理论是我们把握社会契约思想不同流派的重要方法。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正是从人的角度出发分析问题，这是对一千多年以神为本的中世纪旧思想的突破。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为新的时代规划国家制度蓝图的时候，对人性的基本判断就成为不同的治国理论的基础，成为不同制度设计的根本依据与出发点。具体地说，西方思想家对人性的判断不外乎两个相互对立的观点：性善论与性恶论。与这两种不同的人性论立场相关联，在社会契约理论的阐述上也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对于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契约论，我们各选取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加以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