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温利和路德一样认为《圣经》是圣道唯一的、充足的源泉；信仰是明晰、简单的；《圣经》是上帝意志的启示和记忆。每一个人都要依靠内在的启示对《圣经》的意义作出自我解释。任何人为的东西都不能充当人与圣道之间的中介。因为任何中介都会把个人和上帝分开，降低灵魂的追求，减少上帝的荣耀。这是对路德提出“因信称义”、《圣经》是唯一信仰理论的进一步深化。一个人所获得的内在启示给予他获救的确信。内在的道是“内部导师”，具有再造内部存在的力量。只有这种内部的力量开始工作时，外在的文字、符号才开始显现意义，人在《圣经》中获得慰藉、信心和确认。获救是灵魂的体验，不在于理性的思辨和语言表达。茨温利的思想比路德更富有理性和哲学论证。他曾与路德就圣餐的意义问题展开辩论。路德认为应按照字面意义理解“这是我的身体”；茨温利则认为文字只是圣道的外在标记，应按照象征意义理解这句话，圣餐的意义在于内在的启示，而不在于基督身体的意象。
1524年，茨温利在市民掌权的市政当局的支持下，对苏黎世的天主教会进行了全面改革。他取消了圣像、圣物，以简单的仪式代替弥撒，用民族的语言礼拜，废除了许多无《圣经》根据的教规和仪式。茨温利主张废除神职人员的独身制，否认赎罪券的功效，他还在苏黎世出版《圣经》向市民宣讲，用没收的教产作经费开办医院、学校和济贫院。茨温利的一系列改革遭到了天主教内部保守势力的反对。1531年，茨温利在卡佩尔战役中身亡，瑞士的宗教改革从此衰落。但茨温利教派仍在德国南部、波兰、匈牙利等地流行，为新教激进派的兴起打下了基础。
（三）加尔文与宗教改革的进一步发展
茨温利之后瑞士宗教改革的领袖是约翰·加尔文（1509-1564）。加尔文出生在法国北部皮卡迪省，1523年他考入巴黎大学，与人文主义者尼古拉·柯普交往甚密。1528年他考入奥尔良法学院研习罗马法，并将其与神学和伦理学相结合。为了用人文主义的方法研究《圣经》原文，他于1531年又回到巴黎，专攻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在研究神学的过程中，他被路德的新教思想所吸引，开始参加巴黎的新教教会，完成了从天主教徒到新教徒的转变。改信新教的加尔文因宣扬路德的宗教思想被指控为宗教异端，不得不流亡瑞士。到巴塞尔之后，加尔文为探索适应法国的宗教改革学说，精心研究《圣经》，遍读早期教父、奥古斯丁、经院哲学家和马丁·路德的著作，于1536年发表了《基督教原理》，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神学理论，其核心思想是先定论。这种理论认为，宇宙万物都是上帝预先安排好的。上帝对人的拯救也是预先安排好的。因此，就不需要再相信罗马教会的旧教义，从而推动了宗教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加尔文宗把神圣和世俗融合为一体，在法国、英国、荷兰赢得了大量的信徒。加尔文宗教在法国称为“胡格诺派”。
宗教改革在法国引起的反应与德国不同。天主教是法国的国教，教会从属于国王，支持天主教就是支持王权。在法国传播最早的新教是路德派，后来是加尔文派，法兰西斯一世最初对新教比较宽容，因为他在意大利战争中急需德国新教诸侯的支持。1534年以后，他改变政策，开始迫害新教徒。尽管国王采取各种迫害手段，新教徒仍然有增无减，加尔文教派在法国南部广为流传。
从16世纪40年开始，特别是50年代，许多高级贵族改信加尔文派。企图借此要挟国王，夺取权力，以恢复往日的独立地位。北部的封建贵族以“保卫王权，保卫天主教”为口号，同南部对抗。1562年3月1日，吉斯公爵路经瓦西镇，正值胡格诺教徒举行礼拜，吉斯率军袭击教堂，死伤200余人。该事件成为战争爆发的导火索，战争持续30多年，共历10役，史称“胡格诺战争”。1572年的圣巴托洛缪节之夜，天主教徒在王室的支持下大肆屠杀巴黎的胡格诺教徒，南北矛盾更加激化，法国处于分裂状态。1573年，胡格诺教派组成了联邦共和国。1576年，北方的天主教贵族成立了“天主教同盟”。1584年，亨利三世的兄弟安茹公爵病死，因王位继承权问题，战争演化为瓦洛亚、波旁、吉斯3个家族争夺王位的战争。1589年，亨利三世遇刺身亡，胡格诺派的领袖波旁家族的亨利继位，开始了波旁王朝的统治。1590年，亨利四世进军巴黎受阻；与此同时，西班牙军队围攻卢昂。为了摆脱困境，亨利四世不顾胡格诺教徒的反对，改信天主教，声言“为了巴黎是值得作弥撒的”。1593年，亨利四世宣布放弃新教信仰，重新皈依天主教，1594年3月他进入巴黎，成为公认的国王，三十年战争从此结束。为平复天主教会在战争中所受的创伤和胡格诺派郁结的愤懑，亨利四世于1598年4月13日颁布《南特敕令》，宣布天主教为法国国教，全国恢复天主教礼拜，把以前没收的土地和财产归还天主教会；胡格诺教徒享有信仰自由，有权召集宗教会议，在国家公职中享有和天主教徒同等的权利。《南特敕令》是交战双方妥协的产物，它承认新教信仰自由，是欧洲第一个宗教宽容的法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