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新教以“自我确信”为真理的内在标准和直接证据的基本原则已经渗透到了17世纪思想家的思维细胞中。新教神学与哲学的关系始终是理解近代哲学内在矛盾的枢纽：自然界的因果决定论最后要寻求上帝意志的非决定论。莱布尼茨在《神正论》中把这个矛盾视为理性的迷宫，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把它看作四个“二律背反”中最重要的一个。
（四）宗教改革对科学的影响
在宗教气氛笼罩现世生活的年代，任何事物要为社会接受都必须以宗教的认可为前提。处于主导地位的宗教对科学的态度总会导致科学发展的巨大差异。从1666年到1883年这两个世纪之间，巴黎科学院的外籍学者中新教徒人数远远超过罗马天主教徒，在除法国之外的西欧人口中，罗马天主教徒与新教徒的人数比例是6∶27。瑞士的罗马天主教徒与新教徒的比例是2∶3。英国皇家学会核心小组的10名科学家中有7名是清教徒。1663年，英国皇家学会有62%的成员是地道的清教徒。
新知识与新教义相重合是一个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总有它的必然性。早期的新教徒科学家以自己对自然的热爱去认识上帝创造的作品，他们把自己取得的一切成就归之于上帝的荣耀。开普勒是一位忠实的路德派教徒，他于1598年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天文学家作为上帝传达自然之书的牧师，不仅要把自己智慧的荣誉牢记心头，而且还须将高于世间一切的上帝的荣耀铭刻心间。1609年，开普勒又写道：一个没有学问的人，他为自己的双眼所见的一切而赞美上帝，他对上帝所表示的虔诚并不逊于天文学家，尽管上帝额外赐予了天文学家以理智的眼睛，从而能够更清楚地观察事物。从开普勒的这两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科学研究不是严格的律法，它只是出于爱与感恩而发的自愿的、愉快的行动。新科学的代表人物相信，每一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能力阅读自然这本书。这种信念激励他们与那些没有文化的人交流关于飞禽、花卉、潮汐、气候、天象、磁针的指向等自然现象的观察结果，从而汇集更多的资料，建设完整的博物学和地理学；每一个人都应该尽可能地为寻求真理而亲自承担责任，并且应该从人类的权威中解脱出来，以便能更加完全地服从神的权威。宗教改革把人们从教会和经院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新知识运动把人们从古代权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新教徒科学家身上体现了这两种解放所带来的自由态度，他们把自己的才能和智慧、精力和时间从修道院的苦思冥想转向对自然界和人世的观察与思考。
研究科学可以“了解上帝，指导生活”。这是新教徒们一致的观念。他们认为上帝赐予人类两部书，一部是《圣经》，一部是大自然。研究大自然这部书与研究《圣经》一样重要，都是为了了解上帝的伟大，赞赏上帝在其创造物中的威力、智慧和善，研究自然的权威是自然本身而不是《圣经》。《圣经》的真理不再是科学发展的桎梏。[6]加尔文曾阐述过这样的观点：那些忽视研究自然的人，与那些在探究上帝的作品时忘记了创世主的人同样有罪。他尖锐地谴责那些怪诞的否定纯粹以经验为基础的科学--天文学和解剖学的人。他认为这两门科学分别解释了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秘密。新教直接赞许和认可科学，提高了社会对科学探索者的评价，赋予了科学研究宗教的意义。在新教徒的眼中，科学是在神创造的世界里寻求神。
（五）宗教改革对价值观的影响
一个既兴盛又信奉宗教的自由民阶层，一定会为自己不断增长的财富寻求宗教认可，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分析最具代表性：新教徒把成功的经济活动看作是获救的证据；商人们把获取最大利润的冲动看作是上帝的直接意愿；工人们以劳动为天职，为了信仰而劳动，把劳动看作确信恩典的唯一手段。在西方社会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财富在不断地增加，新教的世俗禁欲主义对抗了自发的奢靡，促进了积极进取的精神。新教精神对近代西方价值观的影响是我们理解西方个人主义的关键。在新教精神中培育出的个人主义不是崇尚金钱和物质享受，不是个人的肆意妄为，而是对自己确信的理想和信仰的不懈追求。新教反对教士独身，反对违背人性的禁欲主义，认为人世的一切活动，人的追求和享受都是神赐的。教士结婚是宗教改革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一项革命。
宗教改革使人们的心灵从追求虚幻的天国和来世获得拯救转向现世的生活。路德认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是人在其“天职”中为上帝和邻人服务中体现，从而赋予世俗工作以神圣的、宗教的和道德的意义。加尔文比路德更具进取精神，他认为人不应安于现状，应努力改善自己的地位，争取利用上帝所给予的每一个获利升迁的机会，以自己事业上的成功，在竞争中的胜利来荣耀上帝并证明自己被选。新教为人们在现世获取成功提供了信心和动力，确认人的物质欲望和自然属性，深深地影响了近代西方文化精神的形成。
[1] 张庆海、董月梅：《觉醒的德意志》，189页，长春，长春出版社，1995。
[2] ［德］埃里希·卡勒尔：《德意志人》，黄正柏等译，23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 参见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3卷，714页，南京，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4] 李平晔：《人的发现--马丁·路德与宗教改革》，95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5] ［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罗达仁译，51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6] ［荷］霍伊卡：《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丘仲辉等译，144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