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定论”最早由奥古斯丁提出，加尔文对其进行了继承与发展。他认为一个人能否获救不取决于忏悔、善功和行圣事，完全取决于上帝的预定，世人无法改变神意。没有被上帝拯救的人所做的一切道德行为都不能算作善功，被上帝拯救之人的圣洁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善功。加尔文扭转了按照人的行为的道德属性决定他是否获救的传统伦理观念，确立了命运决定人的道德行为的新教伦理精神。获救的命运超出了人的能力所及，人只有依赖上帝。人有原罪，人是被罪恶污染的，上帝的拯救是恕罪、赎罪的恩典。上帝不会无区别地宽恕全部人类的罪恶，他只能拣选一部分人，弃置一部分人。上帝的意志是最高的公正，选民不需要骄傲，弃民也不要抱怨，如同动物无权指责上帝为什么给予人类更多一样。选民和弃民在历史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选民能积极主动地实现上帝的愿望，弃民只是消极的社会机体和历史命运的不自觉的承受者。加尔文重提奥古斯丁的“先定论”，实际上是为了彻底否定教皇和教会在救赎问题上的作用和权威。
加尔文综合了德国和瑞士的宗教改革理论，对“先定论”进行了严格的推导。加尔文认为人不可能在信仰逐渐完善的过程中获得确定的获救感。获救感只能在信仰中产生。他区分了“因信称义”的精神状态和“由义至圣”的生活过程，他指出“称义”不是一个人通过内在的修养和外在的善功所能达到的目标，而是上帝的慈爱、公正和恕罪转归在他身上的结果。加尔文虽然不认为善功是获救的途径，但他不否认善功是获救的证据。
依据加尔文的先定论，个人事业的成功是上帝选民的证明，是恩典的标志。由于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而不是弃民，所以世俗职业和个人奋斗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上帝的决定虽然无法改变，好的基督徒应该把自己设想为上帝的选民（即上帝确定将获得永生的人），对上帝充满信心，就是对自己充满信心，按照《圣经》行事，在生活中有所成就，彰显上帝的荣耀。加尔文的教义和组织形式比路德教派更能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依照加尔文的观点，经商、办企业、积蓄资产都可认为是荣耀上帝的事业。
三、宗教改革的历史影响
宗教改革从精神信仰层面引发了宗教文化思想的革新。这种精神境界的革新必然会导致现实社会诸多领域的变革。这种变革首先从天主教内部为了保持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应对新教挑战而普遍进行的改革运动开始，逐渐涉及哲学、政治、科学和人们的价值观。
（一）天主教内部的改革运动
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新教国家日益增多。天主教在欧洲的势力受到了冲击。为了反击新教，天主教内部也作出了相应的改革。对于罗马教廷来说，改革的目的是捍卫和确立天主教教义，清除教会内部的弊端和腐化堕落现象，重振教纲。
天主教在欧洲势力范围的缩减是罗马教廷必须面对的事实，走出欧洲，向亚洲、非洲、美洲传教成为天主教积极寻求发展的重要举措。1543年，西班牙圣徒罗耀拉在巴黎创建了“耶稣会”。耶稣会士要经过一定的挑选和训练，他们不但为巩固天主教在欧洲的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促进了天主教在更广大范围的传播。耶稣会士带着《圣经》和十字架，跟随探险队到达世界各地，传播天主教义。中国人所熟知的利玛窦、白晋、南怀仁等来到中国传教，就是天主教内部改革的结果。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传教士在各国的传教也是对其他国家进行的文化渗透，所谓“文化跟着军舰走”，这种文化渗透的实质是文化层面的精神殖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