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儿认为，哲学作为一切科学知识的基础，必须具有清楚明白无可置疑的基本特征，为此，人类应该可以使用数学的方法--也就是理性--来进行哲学思考。他相信，理性比感官的感受更可靠，但是，虽然人人都有理性，仅有理性却是不够的。“良知是世界上分配得最均匀的东西……那种正确地作判断和辨别真假的能力，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称之为良知或理性的那种东西，是人人天然均等的。因此，我们的意见之所以不同，并不是由于一些人所拥有的理性比另一些人更多，而只是由于我们通过不同的途径来运用我们的思想，以及考察的不是同样的东西。因为单有良好的心智是不够的，主要在于正确地应用它。”[6]在笛卡儿那里，方法问题成为了哲学的首要问题。他提出4条方法论规则：“第一条是：决不能把任何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其为真的东西当作真的加以接受，也就是说，小心避免仓促的判断和偏见，只把那些十分清楚明白地呈现在我的心智之前，使我根本无法怀疑的东西放进我的判断之中。第二条是：把我所考察的每一个难题，都尽可能地分成细小的部分，直到可以而且适用于加以圆满解决的程度为止。第三条是：按照次序引导我的思想，以便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上升到对复杂的对象的认识，即便是那些彼此间没有自然的先后次序的对象，我也要给它们设定一个次序。最后一条是：把一切情形尽量完全地列举出来，尽量普遍地加以审视，使我确信毫无遗漏。”[7]这4条方法论原则灌注了一种批判的理性主义和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在此基础上，笛卡儿建立了他的“理性演绎法”。人要发挥“理性”的权威，清除谬误，就必须对以往接受的一切进行一次普遍的怀疑，以此寻找无可置疑的真理，确立哲学的基本原理，作为建立知识大厦的基石。由此，笛卡儿提出了著名的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并以此当作他“所研究的哲学的第一条原理”，或整个体系的基石，即当“我”思想的时候，“我”是起作用的，而当“我”不思想的时候，“我”就没有作用，所以，思想是“我”的本性。笛卡儿的“我思”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为近代哲学奠定了反思性、主体性原则和理性主义等基本特征，因而标志着近代哲学的开端。正因为如此，黑格尔对笛卡儿赞誉有加：“他是一个彻底从头做起、带头重建哲学的基础的英雄人物，哲学在奔波了一千多年之后，现在才回到这个基础上面。”[8]从“第一原理”出发，笛卡儿推论出上帝的存在。他认为，“上帝”概念是无限完满的，而我们不可能从不完美的实体上得到完美的概念，因此必定有一个完美实体--上帝存在。接着，笛卡儿还证明了物质世界的存在。这样，从普遍怀疑出发，笛卡儿确立了心灵、上帝和物体3种实体的存在，并把这3种实体的确立看作他的哲学体系中的“形而上学”部分的主要任务和内容。在三者中，上帝是绝对的实体，是最高理性，心灵和物质都来自于上帝，它们各自独立，平行存在，互不影响，这就是欧洲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的典型的二元论。
五、政治学思想的发展
（一）尼可洛·马基雅维里的权力思想
尼可洛·马基雅维里（1469-1527），意大利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外交家和历史学家，被西方人誉为“政治学之父”，其代表作有《君主论》（又称《霸主》）、《论李维的前十卷书》（又称《罗马史论》）、《战争艺术》、《佛罗伦萨史》等，其中的《君主论》被认为是西方世界论述政治权力的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