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里主要论述了如何获取、维持和扩张政治权力以便重新恢复和建设他所生活时代的秩序。他的政治理论摆脱了中世纪政治理论家们基督教神权政治理论的藩篱，以人文主义思想为基础，从人和人的经验出发，批判了“君权神授”的观念，反对教皇和教会干预世俗政治，否定了中世纪世俗政权依从于教会政权的主张，结束了教权与君权的长期争论。马基雅维里还将伦理道德与政治法律分离。他主张，国家的根本问题就是统治权，政治的最高目的是国家的庄严、强大和安全，国家的利益应该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要法则，因此，衡量统治者的政治标准只有一个：亦即他所从事的增强、扩大和保持国家权力的政治手段是否成功。“国家利益”是政治伦理的唯一行为准则。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法律思想全部建筑在对人类现实的本性的理解之上，马克思评价他“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9]，从而摆脱神学的束缚。他不仅向一向被神学笼罩的政治学领域投下了一束理性之光，更把一向与道德捆在一起，且隶属于道德的政治学解放出来。和他的中世纪前辈们相比，马基雅维里在考察政治权术时无疑要现实得多。
（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萌芽
托马斯·莫尔（1478-1535），英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者。1516年，他完成了一部著名而又颇具争议的作品--《乌托邦》，全名《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乌托邦”一词来自希腊文，意为“乌有之乡”。在书中，莫尔批判了当时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君主专制制度和刚刚产生的资本主义社会，描述了一个废除了私有制，没有剥削，没有贫富对立，人人参加劳动，产品归全社会所有，各取所需，存在着绝对的宗教宽容的理想社会。比起其他的人文主义者，莫尔并没有将当时社会的弊病归因于人的愚蠢、缺乏道德心和对宗教的不虔诚，而是直指私有财产制度。在《乌托邦》中，他这样写道：“我深信，只有完全废止私有制度，财富才可以得到平均公正的分配，人类才能有福利。如果私有制仍然保留下来，那么，大多数人类，并且是最优秀的人类，会永远被压在痛苦难逃的悲愤重负下。”莫尔第一个明确地表述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许多原理，他的政治思想对以后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有着深刻的影响。作为一个文艺复兴运动的产物，乌托邦结合了柏拉图古典完美社会的概念和亚里士多德的古罗马修辞策略，它的影响一直持续到欧洲的启蒙运动时期。
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另一代表人物是康帕内拉。托马斯·康帕内拉（1568-1639），杰出的思想家。康帕内拉一生一直在思索改造社会的计划，寻找拯救人类的出路，幻想建立幸福的社会。经过多年的构思，1601年康帕内拉在狱中完成了具有深远影响的空想共产主义著作--《太阳城》。在他虚构的新型理想社会里，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剥削，人人劳动，生产和消费由社会统一组织安排，产品按公民需要分配，儿童由国家抚养和教育，教育与生产相联系，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受到柏拉图的《理想国》和莫尔《乌托邦》的深刻影响，他的空想共产主义理论，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宝贵财富，它反映了意大利早期无产者和贫苦劳动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对后来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文艺复兴是一个转型时期，它见证了始于中世纪盛期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趋势的延续。同时，作为一场运动，它是自古希腊、罗马以来西方的第二个文化高峰期，西方近代文化正是在文艺复兴文化的基础上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它促使欧洲人从以神学为中心过渡到以人为中心，体现了人性的觉醒，从而在精神方面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和确立开辟了道路。
[1] ［俄］莫洛佐夫：《莎士比亚传》，141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4。
[2]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马香雪校，35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3] 张椿年：《从信仰到理性--意大利人文主义研究》，82~84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63页。
[5]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下卷，35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6]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361~362页。
[7] 同上书，364页。
[8]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6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