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统治者十分重视学习中原文化，多次请求宋王朝给予经史之类的书籍，这无疑对西夏文化包括史学在内产生了重大影响。西夏统治者仿效中原封建王朝设立了史官，著名儒士斡道冲一家几代都担任纂修西夏史事的职务。1161年，夏仁宗设立翰林学士院，以焦景彦、王佥等为学士，纂修李氏实录[26]，后人称为《夏国实录》。1225年，夏臣罗世昌撰写夏国“谱序世次”[27]，后人称之为《夏国谱》或《夏国世次》。可惜这些史籍未能流传下来。
蒙古灭夏时，耶律楚材曾得到太宗西夏文献[28]。宋人有关西夏史事的书籍主要有：孙巽撰《夏国枢要》二卷[29]，刘温润撰《西夏须知》一卷[30]，无名氏撰《契丹夏州事迹》一卷[31]。元人袁桷因参与修撰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列有《赵元昊西夏事实》及《西夏事宜》二书[32]。但元人在修撰辽、金、宋三史的同时，没有利用西夏文献和宋人有关西夏史事的著作编修西夏专史，致使西夏史籍湮没，其损失是无可弥补的。清代乾嘉以来，有不少学者根据前代文献对西夏历史进行复原工作，见诸著录的有关西夏史地著作不少，其中已经完成并刊行的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张鉴《西夏纪事本末》（36卷）、吴广成《西夏书事》（42卷）以及戴锡章的《西夏纪》（28卷）等。
由于西夏本朝史籍的散失和有关西夏历史的汉文原始资料贫乏，20世纪初大量发现的西夏文文献就显得尤为珍贵，它为研究西夏的社会经济、社会关系、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军事制度、军事设施，以及宗教、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地理、姓氏、纪年等提供了丰富、生动的第一手资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可以补充汉文史籍的不足。例如《宋史·夏国传》记载元昊建国前即“设十六司于兴州，以总庶务”，但未列司名。《藩汉合时掌中珠》、《天盛年改定新律》则有详细记载，列有西夏政府管理机构与所属地区一百多个，其官阶分上品、次品、中品、下品、末品及不入品者。黑城所出《西夏官阶封号》则列上品、次品、中品、下品、末品、第六品、第七品，并详列诸品封号，如皇后、公主、嫔妃封号，南、北、东、西院诸王封号、国师大臣封号、统军封号，等等。这些都是研究西夏官制的重要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