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契丹人的社会风俗
一、服饰
北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辽道宗大康元年）宋遣使臣沈括以“回谢国信使”之名，前往辽议划代北蔚、云、应三州疆界事。他在此行中记载契丹“其人剪发、妥其两髦”[1]。亦即《宋史·宋琪传》所说的：“渤海酋领大舍利、高模翰步骑万余人，并髡发左衽为契丹之饰。”髡发、剪发，即剪剃去头发。“妥其两髦”，即留下两缕短发拖垂着。这是两处似具体而又难以具体说清楚的文字记载，因为剃剪的和留下的头发在什么位置不明确。回答这一问题，只能求助于绘画资料。传世的辽代胡瓌《卓歇图》中有髡发男子多人，他们头顶剃光，仅在两耳上方留大约四五厘米一片头发，下垂至肩部，任其摆动，也不至影响活动。辽初契丹族著名画家耶律倍所画的《射骑图》中契丹人的发型也与《卓歇图》中一样。
乾统七年四凤铜镜
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进展，在发掘的辽墓壁画中，契丹人发型资料也随之增多。较早的如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二八地辽墓壁画，契丹男子发型与上述轴画中所见不同，该壁画是剃光头顶部、下部留下，将额头上部剪短，两鬓部分留长散垂过肩，这与早在辽圣宗陵内壁画契丹人发型是一样的。在内蒙古哲里木盟库伦旗七号辽墓的壁画中，契丹人主仆髡发不同，也与上述发型有别。墓主人剃去颅顶发，前额上及两额角留发，再修成两个弯眉形，中间仍相连接，然后留长缕结辫披在耳后，侍从及驭手，在两额角上方留两片发，再结辫顺两鬓披下。另外在辽太祖陵前石刻中，还见有一件残躯背后，有一条发辫沿脊而下，这种情形与前额两角各留一缕，颅后留一缕的发型也可能类似。
女子的发型虽然同样髡法，但与男子差别较大。在壁画中看到的女子发型，由于多戴帽、扎彩帛或戴花饰，只能大致看出盘髻于顶的形式，而不像男子髡发能看清楚。壁画中契丹女子发型，较清晰的如1974年发掘的辽宁法库叶茂台辽墓主室门外东壁，共画4人，3人在前，1人在后，皆微侧面向右。发掘报告指出，“前西一人为女，于额前分发”，似一种分发于两侧后的双垂髻发型。从面型及服饰看，其他3人也是女子。前中女子发型是前额剪短，余盘髻于顶，裹巾，年龄较大，与东侧女子发式相同。女子发型的真实情况，目前所见最完整的一个，是内蒙古察右前旗豪贝营6号辽墓的契丹女尸。其发型是将额头上部宽5.5厘米一段剃去，将所蓄长发集束头顶，用纱带捆扎，另从右额角分出一绺编成小辫，经前颅向后绕回头顶压在已束的发上，扎后的长发和其余长发皆散披脑后及后两侧，发长及肩。前额所剃部分，发茬长近一厘米，如再生长长一些，大概就像上述叶茂台四女中的前两人的发型。
辽代契丹人的服饰，皇亲贵族与一般契丹平民，有不同的情况和变化。平民一直保持本民族适应于游牧生活的故有的衣饰习惯，皇帝和官僚显贵汉化之风逐步加速。最初辽太祖还注意保持传统旧俗，对汉服、汉语都有戒心，唯恐上行下效，失去本民族文化特色。他本人本来汉语很好，但在与汉人交往中却不说汉语。据《辽史》记载，自辽太宗入晋之后，皇帝与南班汉宫开始用汉服，皇后与北班契丹臣僚仍服国服，即原契丹民族服饰。太宗会同九年（947年）十二月进驻后晋都城开封，次年一月，便用汉礼服礼仪在崇元殿受百官贺，将晋帝石重贵及母、妻、子、宫女、内宦、东西班官、医官、控鹤人、庖丁、茶洒司人、健卒共一百余人送往黄龙府。三月又将晋诸司僚吏、嫔御、宦寺、方技、百工、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诸宫县、卤簿、法物及铠仗，悉送上京（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所有这些，都对辽文化的发展和汉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