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夏国建立之后，在国中立“医人院”，“天盛年改定新律，司次行文门”列“医人院”在三品职宫中，其地位还是很高的[14]。关于西夏的医学，沙俄军官柯兹洛夫，1908—1909年间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古城中，曾得到西夏自撰的医书《治疗恶疮要论》《本草》《千金方》，还有治疗多种疾病的“紫菀丸”的配制和服用方法、有关针刺疗法的残页以及兽医医治马病的医方。在甘肃武威发现西夏文楷体写本医方残页一纸八行，是记载治疗伤寒（伤风感冒病类）药方所用的草药，以及煎药和服药方法。方中要求煎药要精细，要不断翻动，煎好要除渣，饮药要按量（勺）、按时，并且要求要空腹服药，其用药，煎制、饮服与中原医疗是相同的。[15]
在西夏文字典《文海》中，还有不少关于病、药、脉诊、针刺一类的名词和解释。如“药”释“医药也，调和可医治病患之谓”。“癞疮药”释“松、柏、草、屎、粪等之浆是癞疮药用是也”。针刺有“扎针”释“病患处铁针穿刺使血出之谓”。脉诊有“脉阻”，“疾也，病患、血脉不通之谓”等。[16]
从西夏医方及有关医疗疾病情况看，西夏治病用草药，有汤剂、丸药、膏或散药多种，又分内服和外敷。针刺之法是令其血出。还有诊病时论脉，这些都与中国传统医学相同。据《金史·西夏传》记载，谅祚时，曾从宋得到医书，仁孝与纯祐曾向金求良医，这种做法自然使中医在西夏得以传播。同时西夏境内汉人很多，特别是当时的沙州（敦煌）、瓜州（玉门以西）、肃州（酒泉）、凉州（武威）即河西走廊地带，汉人居多，有长期的汉文化基础，汉医即中医在这些地区自然广为流行，西夏时期也自然在此基础上向前发展。
三、冶炼及铸造
冶金铸造在西夏是一项很受重视的部门，在中央设有“铁工院”、“金工院”。元昊时在夏州（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南无定河上游）设立冶铁务，主管铁矿的开采和冶炼。因此西夏的冶炼不仅有一定的发展，在铸造方面也有较高的技术，当时西夏的兵器制造就已有名。
壁画《锻铁图》摹本（西夏）
西夏还有金、银、铜方面的良好锻铸技术。在西夏陵中出土的金、银装饰品，鎏金铜甲片，金鞍桥，以及西夏一些遗址中出土的金银碗、银盒、铜镜、铜印、铜佛及金佛，都是锻铸工艺技术发达的成果。在铸造技术方面，西夏陵区101号和116号陪葬墓中出土的铜牛，最能说明西夏铸造技术的水平。101号墓出土的铜牛，青铜，卧姿，长1.20米、宽0.38米、高0.45米，重188公斤。模制浇铸，空体，外表鎏金。116号墓铜牛，卧姿，身长43厘米、宽19厘米、高16厘米。这两件铜牛比例匀称，造型生动逼真，其形体之大，铸造之精，以及大型铸造又通体鎏金，充分体现出西夏综合技艺水平。这些精美的艺术品，如果没有熟练的能工巧匠和较好的技术设备，也难以制造出来。
四、陶瓷烧造
陶瓷器在西夏城市、村落遗址和墓葬里，已经出土了很多。当人们发现的时候，往往依据出土地点或墓葬，认定为西夏遗物，至于产地不是一开始就明确的。其实西夏政权对陶瓷生产，像对其他生产一样重视，当时设有砖瓦院负责陶瓷生产。已发现的西夏砖瓦陶瓷窑址和作坊，有的规模已经很大，产量自不会小，产品也不乏精品。据明代《宁夏新志》记载，灵州（灵武）有“磁窑山”，为“陶冶之所”。磁窑山即今磁窑堡，考察结果那里是西夏时期的瓷窑场。银川西郊贺兰山下，在西夏王陵区之东，有地名“缸瓦井”，当地人传为烧制缸瓷取水故迹，于是在那里发现了西夏烧砖瓦的窑址。
绿釉兽面筒瓦（西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