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夏社会中，还有一夫多妻婚姻，特别在富豪之家，多妻是正常现象。元初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经过今甘肃张掖，曾看到还有妻妾多达三十的情况。只要一个人的财富允许，他可以多娶妻妾。其实这种多妻现象，在汉族富豪中，也是普遍现象，不独西夏一家，这是阶级社会的必然产物。另外还存在收继婚姻，即父死可以娶后母为妻，这就是上述多妻制的派生物。除妻后母外，叔伯死可以娶婶母，以寡嫂及弟媳为妻。这些婚姻现象，既有原始婚姻的残余，同时也是私有制度下，把女子当成一个家族或家庭的私有财产看待而产生的，有一种固有的传统观念支配着。
四、丧葬
以党项羌族为主体建立的西夏王朝，位于河西走廊及宁夏一带，先后与宋、辽、金相互往来，居汉、藏、回鹘诸民族之间，丧葬礼俗自然要互有影响。羌人旧俗“死则焚尸，名为火葬”，至李继迁，便葬其母于郊野，置兵甲于棺中，又葬其祖于红石峡，障水别流，凿石为墓穴，葬后复水流其上，使人莫知其处。这三种葬俗，一是火葬；二是墓葬并有殉葬兵甲之俗；三虽是墓葬，但慎密，人称水葬，实为水下葬或密葬。
西夏陵区的贵族大臣墓与皇陵相比，规模较小，仅一重垣墙，无献殿阙台之设，墓室上有坟台。已发掘的108号墓室有斜墓道及圆角方形土洞单墓室。该墓早已被盗。墓内残存有铁钉，石狗，石马，羊、鸡、鸭骨架，牛、狗骨。瓷片有绿釉和白釉。纺织物、铜片、银丝、铜块、银帽铁钉、北宋铜币。在墓底被挠乱的木棺板处的人骨，曾经火烧，应为墓主人。至于该墓填土中的两具人骨，大约是盗墓贼为灭口而留下的同伙。该墓证明，死者用棺为葬具，亦经火化而后葬，殉葬品丰富。
陪葬墓与皇陵相比，皇陵神墙及地上建筑涂赭红色，陪葬墓为白色，这是生以衣服色彩别贵贱，死亦以色分高低的等级制度。另外陪墓不建灵塔，而是在墓上建圆形圆顶、圆形平顶和圆形三级并圆顶坟塚为建制，这三种不同坟墓，可能也有身份的区别。[30]
鸱吻（西夏）
在甘肃武威西郊发现的西夏小型墓，是一般墓葬，其墓为火葬风俗，应是当时流行风俗。墓主人刘氏，两座都是方形单室砖墓，平面长宽1.20～1.60米，高1.20～1.70米，圆锥形顶，拱形券门以卵石封闭。墓室地面铺砖，靠后壁设高14厘米、宽60厘米的小灵台，其布局如一个单室之家。其2号墓殉葬品有木制明器陈列小台前：有条桌一张、上放笔架及一支木笔和一木瓶。另有2件衣架、圆身喇嘛塔4件。塔上书写梵文“一切如来咒”“一切如来百字咒”“药师琉璃光王佛咒”等。塔顶内侧墨书死者刘德仁，寿年68岁，卒于天庆五年（1194年）四月十六日，天庆七年夏建缘塔（墓室），至秋天葬毕。缘塔放灵台上，另外有一件瓷碗殉葬。在该墓门内两侧，放木板彩画29块，板长10～28厘米、宽5～10厘米。绘画内容有重甲武士、男侍女婢、驭马倌，鸡、狗、猪等家禽。有的板画后面，有墨书“蒿里老人”“童子”“二童子”“大六”“天关”“太阳”“金鸡”等题名。一号墓木缘塔顶部内侧书写死者刘仲达，卒于天庆八年（1201年），次年葬毕，题名“刘仲达灵匣”。还有刘仲达妻缘塔李顺娇卒年月题记。缘塔书名“灵匣”、“李氏殖”说明，墓中的塔即佛教之舍利塔，“殖”者火化之骨殖，死者是佛教信徒，并以佛教之礼施行火化。当时还有以骨灰掺和泥中，塑成塔形或佛菩形的信仰方式，以求死后的归宿。
武威西夏墓主人实行火葬，墓内有仿壁画的木板画。而板画的内容，又有宋元流行的殉葬内容，其中“蒿里老人”“天关”“金鸡”之类，唐宋以来形成的《大汉原陵秘葬经》[31]中就有这些明器内容，乃属阴阳之说。刘氏本人系汉人，祖籍彭城（今江苏徐州），但他的丧葬，应视为当地风俗，也是西夏人的风俗。从宁夏地区出土西夏墓的情况，也可以看出受唐宋风俗以及宗教信仰的影响。[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