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宗教为内容的塑像，有佛、菩萨、力士、供养人。以木为骨，麻刀泥身，细沙泥表皮，最后上彩甚至贴金、涂金。完成一件作品，仅工序就有五六道之多。佛像作品，今甘肃武威县城西南隅卧佛寺内有一尊佛圆寂像，木骨泥身，金装彩绘，螺髻，披袈裟，头向西，侧身枕右肋卧于佛台（床）上。身长34.5米，肩宽7.5米，仅耳长就在2米以上。该佛像造型自然，神态安详，这么大的塑像，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今天全国所见也是最大的。元代来过中国的西方人马可·波罗，在其《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就有记载。《游记》里说：在甘州（武威）城一个长宽有500米大殿中的释迦牟尼像，身长50米，足长3米，足上周围有2.5米，一手置于头下，一手扶腿，身上傅金。像后有其他偶像，高一米上下。居民常结群赴寺来礼拜。这是一个距今七百年前外国人留下的印象。现在卧佛所处的大殿自西夏崇宗永安元年（1098年）创建，到清代几经重修，已非原貌。卧佛之后是十大弟子悲痛悼念的塑像，两侧的优婆泥和优婆塞，以及北侧的十八罗汉，亦非旧物。只有大佛是西夏的原塑，是西夏遗物中一件十分珍贵的作品。
保存西夏泥塑最多的地方在石窟寺，尤以敦煌石窟比较集中。在敦煌莫高窟第265窟内，彩塑一佛、二菩萨和二比丘。菩萨梳方头高髻，圆脸细眉，高鼻小口，双耳长大。赤上身，臂钏、帔帛，胸间斜束一条彩带由左肩至右肋下。下身穿彩裙，前后裙带飘垂，身向右侧微弯曲，右臂下伸以手扶腿上，左前臂抬起掐指作思算形状，赤足立在莲座上。比丘剃发，圆面重眉大眼、高鼻、上下嘴唇略厚、身穿右衽窄袖长袍，外披袈裟，右手握左腕，屈臂放在腹前，伫立莲座之上。这两尊塑像，菩萨面部丰圆，仍有唐塑风格的因素，但面形及身躯已较清瘦，具有承前启后的特色。比丘的形象是现实生活中的人，艺术家塑造的是一个和善厚道、又虔诚十足的信徒形象。最具有现实主义手法的代表作品，要算莫高窟第491窟的一个女供养人。这女子头梳双环髻下垂耳后，圆胖脸，细长眉目，小高鼻梁，小口似笑微露银齿，上身内穿荷叶领宽袖袄，外套交领右衽半袖前后半圆襟缝褶边的短衫，胸系彩带结，双环带下垂，下身长裙海棠曲线边。足穿圆头靴。双目正视微闭，左手握拳靠近左胸，右臂弯曲（手已残失），身向前稍倾站立。观其表情，是一种恭敬求福、诚心如愿的心态，从身姿、衣装、面相、动作看，都像一个普通善良的女子。造型简朴，衣着颇具民族和地区特色，实不愧是一件艺术性很高的成功之作。除石窟寺塑像外，在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城子遗址，达兰布镇之东的寺庙遗址，都发现成批的西夏彩塑佛、菩萨和供养人像，造像也很精美。
三、音乐和舞蹈
中国古代西北是一个多民族活动的地区，他们有能歌善舞的长处和优雅的音乐传统。西夏党项族也是这些民族之一，同样有自己的乐舞传统。据《金史·西夏传》记载，远在西夏建国以前，唐僖宗中和年间，因拓跋思恭助唐镇压黄巢有功，赐姓李，官节度使，居夏州。唐时节度使有雅乐，所以后来“西夏国声乐清厉顿挫，犹有鼓吹之遗音”。所以说有遗音，是因为五代之乱，礼乐也受到了破坏，乃至失传。流传下来的音乐乐器主要是琵琶、箫、笛，以击缶为节。西夏立国之初，元昊提倡兴本族文化风习，他本人善画、喜歌、晓音律，同时主张吸收汉唐文化。至谅祚更慕“中国衣冠”，下令：“贺朝之仪，杂用汉、唐，而乐之器与曲则唐也。”[30]他遣使向宋朝要伶官，到东京开封购买戏装，西夏还曾在宋、夏交界地诱招宋乐伎前往西夏。西夏末年，仁孝人庆五年（1148年），诏令乐官李元儒，采汉乐书，参夏制，修《新律》，改礼乐。在中央设蕃汉乐人院，负责宫廷乐舞之事。
关于西夏乐舞的具体形式和内容，从文献记载到绘画内容都十分欠缺。通晓音律的元昊帝，有“常携《野战歌》”之事，崇宗乾顺也曾自作《灵芝歌》。元昊时，在民间广泛流传《十不如》歌谣。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时鄜延路经略使沈括率军御夏，曾为军作歌，词中有“天威卷地过黄河，万里羌人尽汉歌”[31]句。当时西夏人爱唱的汉歌，其中柳永词就是其中之一。在西夏人所编西夏文字典《文海》中，把“乐人”释作“戏”，“娱乐”释为“舞蹈”“歌唱”。还有笛、鼓、琴、铙等乐器名字。骨勒茂才于乾祐二十一年（1191年）编成的西夏文、汉文字典《蕃汉合时掌中珠》中，有关乐舞方面的词、字，有教坊乐、三弦、六弦、琵琶、琴、筝、箜篌、管、笛、箫、笙、觱篥、击鼓、大鼓、丈鼓、拍板和乐人打诨等。在安西榆林窟第10窟窟顶绘画伎乐天，一个吹横笛，笛身较长，一个持拍板。1909年从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子遗址中，还出土有西夏人跳舞和乐舞伴奏的画面。以上材料，虽然零散又不系统，通过这些点滴内容，也能看到西夏曾有过比较丰富多彩的乐舞活动。唐王之涣“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是人们常诵之句，这羌笛之羌就与西夏先人关系密切，就有他们的祖先在内。而宋人范仲淹《渔家傲》中的“羌管悠悠霜满地”的时代背景，则正是西夏。至今人们仍然喜闻婉转悠扬的羌笛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