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史·百官志》记载：“上京国子监，太祖置。设祭酒、司业、监丞、主簿、国子学博士、助教。”说明上京国子监是建国初辽太祖设置，设祭酒（相当于校长）、司业、监丞、主簿等官职。又提到国子学，设有博士、助教等专门负责教学和管理工作。《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还记载，上京国子监“监北孔子庙”。孔庙建于神册三年（918年），国子监也同时兴建。孔庙和学校同时兴建，这可以说是契丹统治者的创举，也表明契丹统治者对儒学的重视。燕云十六州在入辽之后，经过一段比较安定的恢复和发展时期，学校也逐步得到恢复和扩建。南京官学亦叫南京太学，辽太宗时设置。道宗清宁元年（1055年）十二月，下诏开始收授生徒，“颁五经传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员”，正式任命学官并规定学习用的课本。清宁六年（1060年）六月，又在辽中京设置中京国子监，并祭祀先圣先师，明文规定先圣先师是国子学生员学习的典范。西京“国子监，宏敞静深冠他所”[2]，规模较其他的国子监大，学习环境也较其他的优越。史料虽记载辽五京设国子学、国子监，但都没有反映太学生的录取资格。太学生在学校的日常生活费用和学官（博士、助教）的生活费用及聘金，全部由朝廷供给。
属于地方上的学校，有府、州、县学校。《辽史·百官志》记载，黄龙府、兴中府都设有府学，府学内都设有博士和助教等学官；各州县有州学和县学，其中也设有博士和助教。涿州州学设置较早，建于圣宗统和年间。应州州学龙首书院创建于道宗清宁年间，创建人为翰林学士邢抱朴。开泰元年（1012年）十二月，归州上书朝廷，说归州居民“本新罗所迁，未习文字，请设学以教之”[3]。朝廷同意了这一请求，归州州学随即得以建立。滦州州学，建立于道宗清宁年间。由此可知，辽建国后，州学得到了普遍的发展，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原文化对契丹民族的影响。
县学的设立也较普遍。辽道宗时，大公鼎在良乡县任县令，曾在县内建有孔子庙和县学。马人望在任新城县令时，曾建有新城县学。萧萨八在寿昌元年（1095年）建永清县学。天祚帝统治时期，耶律孟简在作高州观察使时，也曾建学校，招生徒。三河县县令刘瑶，常以虚心礼待士人，“领袖生徒，纪纲文会”[4]，还重修孔子庙，阐释弘扬儒学，玉田县县学为乾统年间所建立，中京州州县也创建孔庙、县学。
上自中央五京的国子监学，下至各府州县，都设有学校。这反映了社会对于学习文化的要求；另一方面，统治者也需要培养他们的后备工具。圣宗以后，学校的设立数量逐渐增多，各州县普遍兴建学校。这与辽境内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南北通好是分不开的。
辽的国学、太学中都重视经学的学习，学习的内容主要是五经，至于为理学家所重视的四书则不学习。辽朝的学校教材，是由辽朝廷统一颁布的《五经传疏》，如《易传疏》《诗传疏》《春秋传疏》《书经传疏》等，都是儒家经典，基本上沿袭了唐代学校教育的传统。
二、科举取士
辽代的科举制度，是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汉官势力的增长以及实现契丹民族封建化的需要而实行的。
在建国之前和建国初期，辽代并没有实行科举考试。辽代科举始于辽太宗耶律德光会同初年。据《辽史·室昉传》记载，室昉为南京（幽州）人，幼年时聪颖过人，读书极为用心。会同初年，室昉进士及第，被朝廷授以卢龙巡捕的官职。也就是说，会同初年，当幽云十六州地区纳入辽朝版图之后，辽朝就在幽云地区沿袭其旧有的科举制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