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辽代的教育与科举
一、契丹的贵族教育与学校的设立
契丹以武立国，在其兴起之初，主要的契丹官职是通过契丹人的世选补充的，知识的传授并不重要，学校教育几无可言。辽建国前，虽然通过汉人带来了汉文，回鹘人也有自己使用的文字，但契丹贵族并没有固定的学习环境和学习课目。建国之后，由于受汉文化的影响，契丹贵族就很注意引进儒学。辽朝的佛教实际上已成为汉文化的一部分，著名的僧人也多是汉人。但比较而言，儒学更能代表纯粹的汉族封建文化，因此辽统治者更重视儒学。
嵩德宫铜铫（辽）
对儒学的尊崇，直接影响了契丹建国之初的宫廷教育。在太子倍的身边，有学问渊博的张谏，太子倍虽没有正式拜他为师，其实他就等于是太子的老师。名儒宋琪也曾担任寿安王（太宗之子）的侍读。在以后的时间里，宫廷贵族教育还设有“诸王文学馆”，文学馆内设“诸王教授”、“伴读”，指导契丹宫廷贵族的日常学习和读书。辽圣宗太平七年（1027年）十一月，匡义军节度使、中山郡王查葛（汉名宗政）、保宁军节度使、长沙郡王谢家奴和广德军节度使、乐安郡王遂哥，为了全面、深刻地学习汉族文化，向圣宗乞求为他们选派读书史，得到圣宗的赞许和支持。契丹诸王不仅都有伴读，并且还可以在府内学习，有相当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据历史记载，姚景行曾任燕赵国王的教授。由此可见，契丹一方面非常重视贵族教育，另一方面也证明汉文化是契丹贵族教育的主要科目，对契丹民族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由于契丹统治者的推崇，契丹贵族普遍地接受了汉文化，涌现出一批造诣颇深的契丹文人学者，契丹文学家萧韩家奴就把《贞观政要》译成契丹文，给崇尚儒家统治思想的兴宗阅读。萧韩家奴给兴宗上疏论政事，也援引唐太宗的“轻徭省役”“使海内安静”的所谓治世良方。秦晋国（隆庆）妃“幼而聪警，博览经史，聚书数千卷。能于文词，其歌诗赋咏，落笔则传颂朝野，脍炙人口……雅善飞白，尤工丹青……轻财重义，延纳群彦。士之寒素者赈给之，士之才俊者升荐之，故内外显寮，多出其门，座客常满，日无虚席。每商榷古今，谈论兴亡，坐者耸听。……撰《见志集》若干卷行于代，妃每读书至萧、房、杜传，则慨然兴叹，自唯有匡国致君之术，恨非其人也”[1]。可见她有深厚的汉学造诣和治国才能。道宗因为她颇有治理国家的才识，所以常“诏赴行在”以备顾问，有什么大的举措，也常与之商议。秦晋国妃在契丹贵族中深受中原文化的教育，这虽然是由于她的聪颖好学，也说明契丹贵族的教育，获得了相当深厚的发展。萧韩家奴和秦晋国妃是当时契丹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也是两种文化互相交融的典型。
在辽建国之前，契丹人还处于奴隶社会时期，并没有学校的设立。随着与中原王朝的频繁往来和接触，汉文化的影响逐渐加深，辽在建国期间，为了巩固统治，笼络汉人，就在中央、地方先后设置各级学校，培养文化建设人才。
辽朝的学校，可分为辽五京的国子监和地方的府州县学，这两类都是辽代的官学。在南部燕云地区，还保存着中原的传统，村学私塾仍然存在。在某些头下州内，可能也有村学私塾之类的保存，属于学习文化知识的民间私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