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文字语言的学习，也是元代学校的一个重要教学内容而加以鼓励 当时规定，凡入蒙古字学者，可免本身杂役。除蒙古字外，还重视亦思替非文字（即波斯文）的学习。因为当时与西域诸国交流频繁，因此要加强教授学习，还设有专教这种文字的亦思替非文字博士。
3．《通鉴辑要》，即指《资治通鉴》的辑要 元代国子学中规定该书为必修的科目，特由翰林院设官译写之后，颁发给国子学及各路教授。
4．阴阳术数学 元代也很重视这方面的研究，设有诸路阴阳学，每路设教授通掌教学，精能术数的生徒，每年由学校将其名单上报省府，然后赴京都参加考试，成绩优秀者录作官用。阴阳学是关于天文历算方面的学科，当时任国子祭酒的许衡也是精通算学的，对此也很重视。
5．农学 元代特别重视农政，“劝农立社，尤一代农政之善者”[37]，规定社长的专职任务就是教劝农桑。掌管学校的大司农司编印有《农桑辑要》一书，作为教材。当时著名的农业科学家王桢，著《农书》36卷，是我国农业科学上一部著名的古典著作，内容包括有农器、图说、谷谱等方面的论述及图解。
三、元代的科举制度
戊戌选士是在耶律楚材、郭德海等人鼓动下举行的。按照他们原来的打算，此后准备再辟举场，“精选入仕”，证明戊戌选士确实是科举取士的步骤之一。对戊戌中选者，除免其赋役外，原规定授予地方性的议事官之职，这更使它带有传统的科举考试的性质。但是，到窝阔台十年（1238年）四月，又下诏举行汰选僧道的考试。于是对僧道和对儒生的考试被一并施行，主持诸道考试的考官如赵仁、田师颜等，都是“三教试官”。中试儒生除议事官、同署地方政事的规定，也基本上没有实行，而仅仅得到了与僧道相同的豁免差发的机遇。[39]因此，戊戌选试在付诸实施的过程中，被蒙古统治者纳入了“考试三教”的范围。
忽必烈即位后，元廷围绕科举行废问题曾展开反复讨论。其中比较重要的，是至元十年之议。这次议定的程式，曾于次年十一月间呈闻太子真金，[40]其“条目之详，具载于策书”[41]。《元史·选举志》谓世祖时“事虽未及行，而选举之制已立”，当即指此而言。但是，终忽必烈之世，科举制度始终没有实行。成宗、武宗时，也一再议贡举“法度”，但仍然没有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