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私学是继承了宋和金的私学传统发展下来的，从《元史》记载中看出它的形式和内容与宋、金没有大的差别。从教学的形式上看，自动寻求名儒或名师授业才有所成，也有少数靠家长督课，从幼小便受到家庭严格教育训练出来的有为青年。此外，也有不少人靠家长延师教诲，卒致成名者。从教育内容上看，以儒家经典及道德性命之说为普遍教材，间或旁及天文、地理、律历、算数等自然科学方面。从私学的生员来源看，除汉族外，还有蒙古族、维吾尔族、女真族、契丹族、党项族以及阿拉伯族，昭示了中华民族大融合，东西文化的广泛交流。
元代书院是相当发达的，在《元史·列传》中看到的有：太极书院、历山书院、景贤书院、东冈书院、慈湖书院、淮海书院、上蔡书院、四贤书院、明经书院、东湖书院、景星书院、鲁斋书院、鳌溪书院和师山书院等。
元代对书院采取提倡、扶植和加强控制的政策，使书院逐渐官学化。当时，除路、府、州、县设立官学由政府官办之外，还提倡私人办小学或私塾，甚至奖励“好事之家”捐输钱粮办书院。因当时许多儒家学者不愿出仕，退而自行修建书院，收徒授课。元代统治者因势利导，对于书院并非采取不闻不问政策，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给予控制和管理。书院的山长和官学的学正、学录、教授一样，须经礼部或行省及宣慰司任命备案。此外，“路府州书院，设直学以掌钱谷，从郡守及宪府官试补”[35]。直学掌管路府州书院财政（钱粮）收入的职事，山长是书院的首脑，由政府委派并授予官职，拨给官俸。书院的教授、学正等的任命、提升都由政府批准，用人权操在政府手上。书院生徒与官学生徒一样，经过“守令举荐、台宪考核”后成绩合格者可分配作为学校学官和其他官吏。元代书院的官学化使书院成为元朝巩固统治的工具。政府控制书院的措施远远超过宋代。
元代书院官学化的特征是同元代特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的。元蒙统治者为了统一全中国，特别是以一个少数民族入主广大的汉族人民聚居的领域，除了运用武力镇压手段之外，势必千方百计进行精神统治。重视儒学，起用儒士，发展儒家教育就成为它的重要政治任务。于是，蒙元政府便有意识地在诏令设置京学和路州府学的同时，强调设办书院。但书院本来是私学的形式，蒙元政府为了使书院能补官学之不足，而与诸路府州学起到相类似的作用，乃实行对书院的官学化的政策。由于元代社会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掺合一致，特别是少数民族贵族集团居于统治者地位，他们出于巩固自身统治政权的需要，严密防范广大汉人、南人的反抗情绪，加强对书院的控制管理，也是其所必须重视的。元朝统治下的封建士大夫处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之下，多数人是随波逐流，与世俯仰的，但也有少数“隐居教授”的高洁之士。元蒙政府为了笼络这些士大夫，也不能不提高书院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
二、元代学校教育的内容
和宋代及辽、西夏、金相比，元代的教学内容有下列特征：
1．“四书”“五经”的学习和研究 元代教育中特别重视“四书”“五经”，尤其是“四书”的学习和研究。这是与统治者倡导理学相适应的。《孝经》《小学》也被列为首先应该诵读的书。凡读书必先《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这一方面和南宋末年理学开始被官方尊崇后相似。元世祖时规定“经学当主程颐、朱熹传注”[36]。所以“四书”并不是研习的重点。在理学家许衡、赵复等的提倡下，研究四书五经的风气盛极一时。这与辽、金、西夏是有显著区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