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自元昊建国后，为了争取与宋朝的平等地位，足以与中原王朝对峙、抗衡，在引进中原王朝的一整套政治制度的同时，也加强了对汉族先进思想文化的学习，尊孔崇儒，但又力图保持其本民族的文教风俗，采用夏汉混合、蕃汉并存的思想文化政策。如一方面有“汉礼”；一方面又有“蕃礼”（吐蕃礼）。西夏与吐蕃有密切关系，因之西夏的教育政策其实兼有其本族的党项羌文化与吐蕃文化和汉文化的成分在内。他们大量吸收了吐蕃的佛教文化，同时又经常向宋朝请求给以儒家经典。
元昊建国之初，创建“蕃学”，入学学生都是贵族品官子弟，为西夏培养了大批管理人才。在梁氏专权时，儒学不受重视。梁氏死后，崇宗乾顺亲政，儒学又重新得到倡扬。永安三年（1101年），御史中丞薛元礼上疏，列举了中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尊行儒学的先例，建议于“蕃学”之外，设立“国学”，以教授儒家之道，以五经作为学习的重点内容。崇宗乾顺采纳了这一建议，于是在“蕃学”之外特建“国学”。所谓国学，实际上是以传授汉学为主的最高学府。聘请教授，选拔贵族品官子弟300人入学。设立养贤务作为掌管教育的行政机构，而且负责国学的廪食。由于崇宗乾顺重学养贤，使儒学在西夏的地位日益提高。西夏仁宗李仁孝执政的五十多年中，更是极力推广汉族文化。人庆元年（1144年），他下令在各州、县设立学校，生员增至3000人，是崇宗乾顺建国学时生员的10倍。为了培养党项贵族宗室子弟，同年又在皇宫中设立小学，宗室中凡7～15岁的子弟都可以入学。人庆二年（1145年），西夏又创立太学，仁宗亲临太学祭奠先圣先师。在短短的两年之内，西夏国中普遍设立学校，宫中设立小学，京城建立最高学府，充分显示出教育在西夏的发展。
西夏仁宗时开始接受中原科举制度，设进士科，策试举人。各科考试均以儒学经义为主要内容。人庆四年（1147年），西夏又创立唱名取士法，设童子科。于是，西夏儒学教育与科举取士相依存，“学校列于郡邑，设进士科以取士”[32]，进一步确立了儒学教育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
人庆五年（1148年），又建内学，选名儒主持教授。天盛十二年（1160年），又设立翰林学士院，使儒学教育在西夏中、后期进入昌盛时期。伴随着西夏封建化的进程，儒学教育融入了西夏文化之中，成为西夏思想统治的一大精神支柱。
由于资料的匮乏，只能勾画出西夏学校教育的概貌。但从有限史料可证明，西夏的中央和地方教育和行政制度都比较单纯，文教机构很少；学校中汉族生员极少，也可能几乎没有；科举取士可能是专为蕃学特设的考试用人制度，“国中由蕃学进者，诸州多至数百人”[33]。但在科举进士的具体情况和每次所进人数方面，都不甚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