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蒙古人中还有收继母、叔婶、兄嫂的陋习，直至元末，此风仍相沿不替。顺帝时有一个叫郑晅的官员上书说，蒙古人“不行三年之丧，又收继庶母、叔婶、兄嫂，恐贻笑后世，必宜改革，绳以礼法”。但顺帝不予理会。不久，中书平章阔阔歹死，侧室高丽氏色美，正室子拜马朵儿赤欲纳以为妻，高丽氏誓不贰适，拜马朵儿赤贿赂丞相伯颜，伯颜奏给顺帝，“奉旨命拜马朵儿赤收继小母高丽氏”[45]，但高丽氏坚决不嫁，此事只得作罢。又如雍吉剌氏脱脱尼，颇有姿色，26岁夫卒，“前妻有二子皆壮，无妇，欲以本俗收继之，脱脱尼以死自誓。二子百计求遂，脱脱尼恚且骂曰：汝禽兽，欲妻母耶，若死何面目见汝父地下？二子惭惧谢罪，乃析业而居”[46]。这种娶庶母为妻的风俗，对蒙古人来说虽然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毕竟不合乎儒家的伦理纲常，因此脱脱氏才说出了“汝禽兽，欲妻母耶”的话。到了元代末年，蒙古人中的有识之士已经自觉地向儒家封建礼教看齐了。
元代有许多家庭因生活拮据，将妻子典与他人，过若干年后再出钱把妻子赎回，这种现象甚多，江淮地区尤为严重：“江淮薄俗，公然受价将妻典与他人，如同夫妇。”[47]典卖期间所生子女，归出资者所有，女子返回故夫身边时不得带走。这种陋习不仅有伤风化，而且导致许多家庭解体，造成社会动**不安。统治者也发现了典妻的弊端，指出“今后拟合禁治，不许典雇，若夫妇一同雇身不相离者，听。如此，不惟人伦有别，可以渐复古风”[48]。但是一纸空文并不能根绝典妻现象，为生计所迫而典妻者仍大有人在。
元代溺婴之习也很严重。这种陋俗始于先秦，《韩非子》中已有“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的记载。古代生产力低下，认为生男可传宗接代，生女则徒增负担，成为累赘，因而往往留男溺女。降至宋代，无论男女，每至不堪负担时便溺杀了事。元代时这种陋习仍相沿不替，但统治者已下令禁止。《元典章》记载，建宁路浦城县（福建浦城）一家将产下男婴“于桶中溺死”，闽清县（今属福建）百姓因家庭贫穷，子女太多，往往在“初生时遽行溺死”。针对这种情况，元朝政府规定：“今后若有将所生男女不行举养者，许诸人告发到官，以故杀子孙论罪，邻佑、社长、里正人等失觉察者亦行治罪。”[49]对于火州溺杀女婴问题又规定：“今已后女孩儿根底水里撇的人每，一半家财没官与军每者，首告的人每若是驱奴呵，做百姓者，咱这般说来。”[50]经统治者三令五申之后，溺子之风稍戢。
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元朝也旌表了一批忠臣义士、孝子节妇，把他们当作楷模大力宣传，以收潜移默化之效。他们明文规定：“诸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其节行卓异、应旌表者，从所属有司举之，监察御史廉访司察之，但有冒滥，罪及元举。”[51]心术不正、不孝敬父母、大节有亏之人，则要受到挞伐。
“天子皆尝表其门闾，或复其家（免除徭役）”[52]者分为事亲笃孝、居丧庐墓、累世同居、散财周急4类。他们之中有些人的美德，至今还有借鉴意义。如京兆兴平（今属陕西）人萧道寿，“日三饭，必待母食，然后退就食。至夕，必待母寝，然后退就寝”，因此受到“赐羊酒，表其门”[53]的奖励。山丹州（甘肃山丹县）人宁猪狗，其母患风疾不能行走，猪狗“造板舆载母，夫妇共舁，行园田以娱之”[54]。大宁县（内蒙古宁城县西老哈河北岸大名城）孙秀实喜周人急，里人因贫不能偿债，弃其亲逃去，秀实“悉为代偿，取券还其亲，复命奴控马赍金……父子欢聚，闻者莫不嗟美”[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