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人的生产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在不断变化。建国初期，女真社会盛行奴隶制，奴隶被广泛地应用于农牧业方面。灭辽后，金朝统治者面对的是人烟稠密，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很高的燕云地区，为了重建这一地区的统治秩序，他们曾打算把落后的奴隶制生产方式推广到长城以南的汉族地区，但是遇到了很大阻力，不得不推行汉制。女真人进入中原初期，掠人为奴的现象还十分普遍，有的甚至驱往西夏、高丽等地出售，或用奴隶换取马匹。这种残酷奴役、虐待奴隶的现象曾激起中原百姓的强烈反抗。到了熙宗和海陵王统治时期，随着封建化程度的加深，统治者不再强行改变中原地区的封建生产关系，特别是他们全面地接触和了解汉地经济、文化之后，便逐渐吸收了汉族地主阶级的统治方式，大规模掠民为奴的现象不再发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奴隶的地位有了改善，大量被俘的奴隶恢复了自由人身份。为适应这种变化，金朝统治者在政策、法令上作了一些调整，奴隶解放的步伐加快了，进入中原地区的女真人终于跨入了封建制发展阶段。生产关系的变化也为金朝统治者吸收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提供了契机。
三、西夏
西夏统治者从唐末至宋朝初年，都是以中原王朝节度使的身份统治夏州（陕西靖边县境）的。节度使下面分设州衙和蕃落两套行政机构，州衙统治州县及其近郊，蕃落使统治蕃部。元昊建国后，仿照宋朝建立了一整套官制。这些官制几乎全是照搬宋朝，连名称都没有改变。开封府本是北宋首都区的地方政府机构，竟然也成了西夏官职，掌管西夏首都兴庆府的行政事务。这些机构中的主要长官是党项人，其余任职的有党项人、汉人。
西夏文书长卷
西夏的地方政府分为州、县两级。元昊建国后，为扩大政权声势，安插亲信，把一些堡砦、城镇都改成州，西夏国土不大，但州的数目不少。此外，西夏还设有郡、府。郡多设于边防重地，兼治军民。如肃州（甘肃酒泉）多蕃族居民，设蕃和郡；甘州（甘肃张掖）多回鹘人，设镇夷郡。甘州还设有宣化府，处理有关回鹘、吐蕃的民族事务，是一种民族宣抚机关，由此可见西夏是很重视民族问题的。
西夏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畜牧业，手工业所占比重很小。从事农耕的多是汉人，他们掌握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对西夏的经济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西夏统治者十分重视兴修水利，元昊时开凿了“昊王渠”，又疏浚了前代留下的秦家、汉延、唐徕诸渠，这些水利设施对西夏的经济繁荣起了很大作用。畜牧业在西夏经济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西夏地旷人稀，横山山界以北与河西走廊地带水草丰茂，宜于畜牧。牧民多是党项、吐蕃、回鹘人，驯养牲畜以羊、马、牛、骆驼为主，畜产品除自给外，还作为商品与汉族进行交换。农牧业的发展又促进了手工业的繁荣。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加速了西夏封建化的进程。
西夏与宋、辽、金都进行过战争，但大多都在前期，在后期100年的时间里，统治者大力发展文化教育，是“养贤重学，兵政日弛”的新时期。如果把西夏的政治、文化与宋朝作一比较，便可发现有诸多相似之处，如封建制度、崇尚儒学等方面是一致的，只是民族不同，地理环境不同，才各具特色罢了。北宋人富弼说，西夏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属，行中国法令，因而发展迅速。西夏王国为加强西北各民族与中原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元代
元代是我国文化发达繁荣的重要时期。元代文化之所以繁荣，有两个因素：经济的全面繁荣，是元代文化得以发展的经济基础；环境宽松，没有文字狱，则是元代文化发展的政治条件。
不少学者认为，元代文化是在农业凋敝，城市商业、手工业畸形繁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说法显然不正确。蒙古人在用武力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曾经屠杀居民，毁坏农田，给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带来了严重的破坏，但在元朝建立之后，这种现象便得到了纠正。忽必烈即位之初便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他下令设立十路宣抚司，令各司选择通晓农事者充任劝农官。在中央先设劝农司，后改为司农司，从此成为元朝的常设机构，专掌农桑水利，察举勤惰。又在农村设立村社制度，择年高熟悉农耕之人为社长，以教督农民为事。凡种田者都要在田头植立书写本人姓名的牌橛，耕作不力而又不听劝诫者，给以惩处。为督促各级官吏重视农业生产，规定“户口增，田野辟”作为考核吏治的主要标准，天下郡守县令“皆以劝农系衔，郡县大门两壁，皆画耕织图”[8]。很快形成了政府重于农，百姓勤于业的生动局面。
与此同时，原先那种屠城毁田的落后行为已基本停止，忽必烈多次颁布“禁蒙古军马扰民”的诏令。至元十一年（1274年）蒙古兴师攻南宋时，忽必烈就告诫将士不得妄行杀掠，因此在元兵进入南宋首都临安时，“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华如故”[9]。在军事征服之后，元朝统治者立即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在平定江南地区的过程中，“农者就耒，商者就涂（途），士庶缁黄，各安己业”[10]，生产力始终没有受到大的破坏。
为了养兵息民，召集流亡，蒙元统治者还广泛实行军民屯田，北至岭北，南至海南，到至大年间（1308—1311年）全国屯田已有120余处，“由是而天下无不可屯之兵，无不可耕之地矣”[11]。元朝政府还屡次下诏轻赋税，息徭役，开仓赈济，鼓励人民安于生产。元朝政府也很重视兴修水利，先后修治了黄河，开山东会通河，凿北京通惠河，沟通了南北大运河，漕运灌溉，皆受其惠。以上这些政策实施的结果，使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民物日以繁息，仓廪之积盈衍于外，海内翕然，号为极治。”[12]至元三十年（1293年）全国户数为1400多万，每户以5口计算，人口已达7000多万，超过了金和南宋末年的总和。在农业发达的基础上，商业、手工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如当时最大的城市大都，“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不息，仅此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13]。农业地区源源不断地供应原料，绣局、纹锦局等手工业部门才能维持生产。大都“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14]。可见元代的城市繁荣是建立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的。
八思巴文铜印
环境宽松是元代文化比较繁荣的另一个原因。在元代初年，儒士非但不受压抑，而且待遇相当优渥，蒙古统治者曾多次颁布蠲免儒人徭役的法令。元世祖忽必烈多次搜求儒士，征集隐遗，网罗了一大批汉人知识分子，都充入了官吏的行列，元代“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无所专主，然用儒者为多也”[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