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后，宋辽双方桴鼓不鸣，使轺相接，两国关系风霁月朗，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辽朝在立法、施政、制礼等方面更加刻意仿效宋朝，辽圣宗因喜读《贞观政要》，仰慕唐太宗李世民和唐玄宗李隆基的为人，改名为隆绪，以示与隆基比肩。
榷场贸易是辽、宋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渠道。在此之前，辽同五代的梁、唐、晋、汉以及十国中的吴越、南唐都有贸易往来，辽朝曾以赵延寿部下乔荣为回图使，往来贩易于辽、晋之间，获利倍蓰。但都不及辽、宋贸易的规模。宋朝设官“平互市物价、稍优其值予之”[4]。辽方用盐、布、羊、马、驼、北珠、玉器等换取宋方的茶、香药、缯帛、漆器、《九经》等。双方都从榷场贸易中获得了利益。双方既是唇齿相依的邻邦，又是敌意尚未完全消弭的兄弟，彼此都规定有不准向对方输出的物品，但私贩填补了这一空白，宋朝的印本书籍与文人诗赋得以源源不断流入辽朝。
辽中京城墙遗址
辽朝的政治制度也具有自己的特色。由于辽朝境内契丹人、汉人风俗习惯、生产、生活方式存在很大差异，不便于治理，因而辽朝统治者采取了“因俗而治”的政策，即“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5]，在统治机构的设置上就是官分南北，从中央到地方都设有两套平行的行政机构，即北面官与南面官。“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6]，办事机构设于皇帝御帐之北，各部长官由契丹贵族担任；“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7]，办事机构在皇帝御帐之南，长官由契丹贵族、汉人、渤海人中的上层担任，管理汉人、契丹人事务。北面官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北枢密院，也叫契丹枢密院，长官为北院枢密使、知北院枢密使事等。南面官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南枢密院，也叫汉人枢密院，长官称南院枢密使、同知南院枢密使事等。除了北南枢密院这样实质上的宰辅机构外，辽朝还设有名义上的宰相，南北分设，即北面宰相、南面宰相。辽代的北面宰相不过是皇帝之下的部族官，南面宰相也只有在兼枢密使的情况下才有实权。北枢密院位在北、南二府以上，皇权通过它贯彻到二府直至各部族。与官制分为北面、南面相适应，辽朝的法律也有蕃律与汉律之分。蕃律适用于契丹人、奚人等，汉律则适用于汉人与渤海人。地方统治机构也体现出“因俗而治”的特色，契丹等游牧部落以部落治理，在汉人和渤海人居住地区则设州县治理。除此之外，还设有投下州。投下也作“头下”，是辽朝王公大臣、戚畹贵族以征伐所得俘虏、奴隶建立的私城。
辽朝建有五京，即上京（内蒙古巴林左旗驻地林东镇东南波罗城）、中京（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东京（辽宁辽阳）、南京（北京城西南）、西京（山西大同），初期以上京为首都，后迁中京。但是游牧的契丹人所建的国家，具有行国的基本特征，他的政治中心不在五京，而在四时捺钵之中。捺钵又称“纳拔”、“纳钵”、“剌钵”、“纳宝”，即汉语的行宫、行在之意。辽朝皇帝一年四季不停地往返于四时捺钵之间，它不是皇帝一般的居留地，而是处理朝政的场所。四时捺钵初期地点不同，到后期地点逐渐固定。春捺钵主要活动是习武和祭祀，秋捺钵是狩猎，夏捺钵和冬捺钵处理政务，称之为“春水”、“秋山”、“坐冬”、“纳凉”。春捺钵的地点在长春州的鱼儿泺（吉林大安县东南池虎城），夏捺钵在永安山、拽刺山一带，秋捺钵在庆州（内蒙古巴林右旗西北白塔子），冬捺钵在广平淀，即今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合流处的一片平原上。
由于辽朝统治区域既有游牧地区，也有农业地区，因此辽朝的文化也体现出了游牧文化与高度发展的汉文化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共同发展的特点，这种以汉文化为核心又带有草原文化气息的综合文化，就成为辽代文化的一个特色。
二、金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