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各少数民族政权政治、经济对文化的影响
辽、西夏、金、元时期，虽然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但因民族不同、统治的地区不同，政治、经济措施也不尽相同，这些措施对文化产生的影响当然也有区别。
一、辽代
辽朝是在游牧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建立的国家，建国伊始，在政治、经济、法规诸方面还带有部落联盟时期的痕迹。耶律阿保机、耶律德光父子不断扩疆拓土，终于将农耕的渤海人和部分汉人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这样，辽朝便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封建经济、政治制度和农业文化的冲击和影响，辽朝统治者在制定政策时不能不考虑到这些因素。
《契丹国志》
辽朝农业的发展是在灭亡渤海国及燕云十六州之地并入后开始的。在这之前，阿保机曾以所俘汉人在炭山东南滦河上（河北沽源县境）设置汉城，种植五谷，兼收盐铁之利。对汉人的妥善安置，为广袤草原地区的农业生产输入了有经验的劳动力，他们带来了先进生产工具和优良农作物品种。天显元年（926年）阿保机灭渤海国，使契丹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国家扩大到了农业地区。会同元年（938年），燕云十六州之地进入辽朝版图。那里人烟辐辏，物产丰饶，社会经济形态已是高度发达的封建社会，这对契丹奴隶主贵族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如云中郡的白道川“地至良沃，沙土而黑，省功多获”[1]，南京（北京城西南）有人口30万，“大内壮丽，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锦绣组绮，精绝天下。膏腴蔬蓏、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艺，秀者学读书、次则习骑射，耐劳苦”[2]。辽太宗耶律德光为这一片发达的农业地区并入契丹而欣喜若狂。特地改年号为会同，表示要努力促进幽蓟地区农业文化与塞外的游牧文化汇合起来，建立起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幽蓟地区的赋税是辽朝的重要收入，对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辽朝统治者对农业十分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支持、保护的措施，使得农业、牧业形成了一个和谐的统一体，两者互补互利，相得益彰。契丹族以牧业起家，对畜牧业的重视自不待说。畜牧业既为契丹人提供了奶酪等生活必需品，也提供了维持军事力量所需要的马匹，而大量的、形式多样的农产品，则弥补了牧业产品比较单调的缺憾。农、牧业的结合，又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和繁荣，增强了辽朝的国力。
契丹统治者向风慕化，对学习中原地区的汉族先进文明持积极态度。辽朝的创立者耶律阿保机通晓汉语，熟悉汉人情况，在建立契丹王朝的过程中，得到了一批汉族士人的支持，任用一批幽蓟地区的上层人物参与治理国家，借鉴中原王朝的统治经验，吸收汉地的先进文化，这对于一个游牧部族联盟首领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辽太宗耶律德光为实现中央集权，仿效中原王朝建立起了一套礼乐制度。这虽属形式主义的东西，但可以体现帝王的尊严，因而具有实际意义。后晋的大臣冯道曾给太宗、述律太后送来代表天子身份的“法驾”，会同三年（940年），耶律德光至燕京时，就备法驾入城，在这套仪卫引导下进入燕京大内，在元和殿上行“入阁礼”，他已经以封建帝王自居了。会同九年（946年），辽太宗灭后晋，将后晋的“诸司僚吏、嫔御、宦寺、方技、百工、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诸宫县、卤簿、法物及铠仗，悉送上京（内蒙古巴林左旗南）”[3]。大量汉文书籍的输入、翻译，不但把中原地区的科学技术传入了草原地区，而且也传入了中原地区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经验，促进了契丹地区草原文化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