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虽僻居西北一隅，但汉文化基础深厚，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很大。李继迁时期就模仿中原王朝建立了寝庙、宗庙，元昊在立国之初，便十分重视儒家学说，建立了一套与中原王朝大体相同的政治制度。元昊也很注意从汉人士子中网罗儒学人才，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凡是汉人儒士前来投奔者，元昊都欣然接纳，有的任以公卿之职，倚为长城。毅宗、惠宗、崇宗都向往中原文明，即位后大力提倡汉族文化。推广儒学最热心，取得成就最大的是第五代皇帝仁宗。他酷爱中原文化，积极推广儒学，建立了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的大汉太学，并亲临太学祭奠孔子，尊孔子为文宣帝，命令各州郡立庙祭祀，庙堂务必庄严恢宏，美轮美奂。孔子在历代都受到敬重，几乎每代都有封谥，但封为帝号，还是第一次。仁宗还全盘照搬了中原的科举制度，设进士科以取士，考试内容不外乎是儒学经义，凡考中者都是儒学修养较高的士子，其中不少人成为西夏以儒治国的人才。儒家学说不断译成西夏文，为儒学在西夏的发展提供了便利，西夏统治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很大影响。《论语》《孟子》《孝经》固不必说，渗透着儒家学说的《贞观政要》可作治理国家的龟鉴，自然也在翻译之列。即使是西夏人的著作，也要千方百计融入儒家学说内容。总之，西夏统治者利用儒家学说作为思想统治的精神支柱，维护了自己的统治。
蒙古统治者从成吉思汗开始，就已经认识到了儒士的作用，他倚之如左右手的谋士耶律楚材，就是一个儒士。但成吉思汗戎马倥偬，在拔擢儒士上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元太宗窝阔台即位后，耶律楚材建议：“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3]蒙古统治者从实践中认识到，没有儒士为之筹划，弓马换来的天下，就有可能得而复失，为了维系人心，元太宗下诏以孔子五十一世孙元措袭封衍圣公，敕修孔子庙，并在俘虏中拔擢儒士，一部分儒士因此而避免了遭受屠戮的厄运。另外，通过科举考试，又使数千人得到任用。真正大规模地任用儒士，是在世祖忽必烈时期。他在即位之前，就留意延揽儒士，凡天下鸿才硕学，往往延聘，以备顾问，对于当时名士，他能屈指数之。中统元年（1260年）即位后，大儒许衡就向忽必烈建议：“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4]所谓汉法就是指以儒家思想作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方针，这一建议为忽必烈所采纳。当时宋元战火正炽，忽必烈多次在军中搜求儒士，并蠲免徭役，同时又数遣使召遗老于四方，一时名儒耆宿纷至沓来，一批富有治国经验的儒士被派到了各个岗位上，因此才能出现中统、至元年间文化发达的局面。元世祖之后，统治者仍然推崇儒学，如成宗在京师文宣王庙建成时行释奠礼，牲用太牢；武宗时将《孝经》译为蒙古文字，并颁赐诸王，主张把此书的内容“自王公达于庶民”；仁宗时命人节译《大学衍义》，并说：“治天下，此一书足矣”。[5]而该书是地道的儒家学说。元朝末年，儒士地位开始跌落，因为轻儒，便无人操儒业，登要津者大都是胸无点墨之徒，因此纪纲紊乱，政务废弛，政治空前黑暗。元朝灭亡虽由多种原因造成，但不重视文治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理学北传是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特色。金朝因受蒙古人的攻击，自中都（北京）迁都汴京，大批儒士也跟随南下，宋金双方距离的缩短与使臣的频繁往来，使金朝儒士得以接触到南方的理学著作。宋朝的经学和理学能够在金朝传播，是在世宗、章宗提倡汉化之后，但未能出现足以和二程、朱熹相颉颃的大儒。杜时升、麻九畴、王若虚、赵秉文等人，虽然研治程朱之学，并有著作传世，但在学术上建树不大。金代流传于北方的理学，系二程学说的一部分，偶尔有朱熹学说的断续传入。宋蒙联袂灭金于蔡州（河南汝南）后，双方旋即交恶，蒙军攻陷德安（湖北安陆）后俘获了儒士赵复，被奉旨搜求儒、道、释、医的杨惟中、姚枢送往燕京，建立起太极书院，请赵复讲授程、朱之学。赵复陆续撰成《传道图》《师友图》《希贤录》等以飨学者，“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6]。姚枢可能没有参与太极书院的活动，他在燕京不久，便弃官归隐于辉州（河南辉县市），作家庙，又另筑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敦颐等人的像，刊布从赵复那里得来的伊川《易传》、晦庵《论语》《孟子》集注等书，又与许衡、窦默同居苏门（河南辉县市），共同探讨程朱之学。通过赵复的官方讲学以及姚枢、许衡、窦默等人的讲习，程朱理学在北方开始传播起来。
程朱理学在北方传布过程中，既受到了人们的赞誉，也招致了一部分人的攻讦，金末的李纯甫就曾激烈地抨击程朱理学，说“宋伊川诸儒，虽号深明性理，发扬六经、圣人心学，然皆窃吾佛书者也”[7]。另一学者王若虚也对包括朱熹在内的宋儒提出批评。这些批评有过激之处，并不能阻遏理学在北方的传播，但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理学在元朝初年的中国北方，在思想领域内还未取得统治地位。元世祖忽必烈大力兴办学校，为理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因为学校的教材是以儒家学说为基本内容的。随着理学的广泛传播，孔子的地位也迅速提高。元朝完成统一后，理学的地位扶摇直上，基本上在全国学术界取得了支配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