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迁的唐兀人与汉人递相婚姻，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如元代驻守庐州（安徽合肥）的西夏人将领也先不花娶当地女子夏氏为妻，其祖先当过西夏管僧官的师克恭娶汉族女子王氏、萧氏等。就是在姓氏上，许多内迁的西夏人也逐渐采用了汉姓，原来的姓氏反而摒弃不用了。河南省濮阳市东约50华里的柳屯乡杨十八郎村西金堤河道东侧，有一座立于元代至正年间的《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碑铭》称，杨氏家族在定居河南之初，还带有草原牧民所特有的尚武任侠的粗犷性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特点便被汉族的生活习俗所同化而终至于泯灭无余了。杨氏家族的汉化首先表现在姓名上。从其始祖唐兀台到三世达海，专用蒙古人赐予的姓氏唐兀；四世崇喜，唐兀与杨氏并用；五世以后独用汉姓。杨崇喜取字为象贤，其昆仲13人也分别取字为思贤、师贤、齐贤等，原来曾经用过的伯颜、脱脱、镇花台、闾儿等少数民族名字，都摒弃不用了。其次是婚姻丧葬的汉化。据《唐兀公碑铭》与《杨氏家谱》所载，一世唐兀台之妻九姐，不详何族；二世闾马之妻为哈喇鲁氏；三世弟兄5人，一人娶妻乃蛮氏，余皆汉姓；四世昆仲14人，其中9人娶汉人女子为妻；迨到六世，均娶汉姓女子为妻。由此可见，杨氏家族在迁来河南后，血统上已是多民族的融合了。丧葬也是如此。杨氏家族原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自然不会有坟茔地和子女守丧之礼。杨氏家族迁来濮阳后，由于政治地位优越，经过几十年的惨淡经营，竟成为一个“子姓僮奴，食者万指”[63]的名门望族了。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这支西夏遗民开始兴办儒学，置买坟茔，安葬父母骸骨，这与汉人缙绅已毫无二致了。尽管元朝统治者三令五申，禁止蒙古人和色目人行守丧礼，凡为宦者父母殁后不许丁忧，但一纸禁令毕竟阻挡不住民族同化的自然趋势。第三是崇尚儒学。从其二世祖闾马开始，子孙三代相继筹建义学，元顺帝至正十三年（1353年）义学落成，并置学田近五百亩，学生逾五十人，莘莘士子到此求学者络绎不绝，至正十八年（1358年）被元廷赐名为“崇义书院”。由于在这里受业的学生读的都是儒家经典，到明朝初年，杨氏家族中已经没人认识西夏文，对于西夏国的历史，也已不甚了了。如今河南濮阳的西夏遗民已融入汉族之中，如果不是发现了家谱和碑碣，谁也无法识别这支三千余人的杨姓居民是西夏人后裔了。
除了河南的西夏遗民外，四川木雅地区、安徽等地均发现有西夏遗民。西夏人虽然作为单一的民族已经消亡了，但是他们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所作出的贡献，是永远不会湮没的。
四、元代
元朝统治者虽然奉行民族歧视政策，将人分为四等，但是元朝把四分五裂的国家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却给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方便。由于政令统一，辽、宋、金、西夏时期的畛域已不复存在，尤其是四通八达、遍及全国的驿站，把山水迢递、素无往来的各民族百姓联系到了一起，“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64]。元人的话未免有些夸张，但是此疆彼域的藩篱确实是被打破了，这种情况为各民族间的融合创造了条件。
在元帝国的版图内，不断有民族迁移，终元之世，也未停止。其中既有各民族迁至内地，也有汉人迁往边陲地区，各民族错杂而居的情况极为普遍。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甚多：
成吉思汗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