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时期，统治者已明确地将女真人与汉人视为一体，同等对待，这在客观上拆除了女真人与汉人的民族壁垒，促使女真人更加汉化，以致最后完全融合到汉民族之中。首先是将女真姓氏改为汉姓，在元代几乎是一种风气，这种改姓不带任何强迫成分，完全是出于自愿。在几代人之后，这些女真人与汉人已毫无差别，若无人叙述其先世，他们便不知自己为女真人了，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里记述改姓氏的女真人有21姓之多。其次是通婚。通婚是民族融合的重要途径。金代各民族间的通婚，是先从金朝女真贵族为满足**欲而掳掠别族女子开始的。辽朝灭亡后，金军将领纷纷抢掠辽朝后妃宗女为妻妾，如宗翰就抢走了天祚帝元妃，宗望也抢走了天祚帝的女儿余辇公主。灭亡北宋时，金朝统治者又如法炮制。仅宋徽宗被俘北上的144名后妃中，被金军将领强行纳为妃妾者就达81人，甚至宋高宗生母韦贤妃也被迫再嫁女真人为妻。仅兀术一人就纳徽宗后妃8人。徽宗之女被俘北上者18人，其中荣德帝姬、宁福帝姬、令福帝姬、华福帝姬、庆福帝姬等5人被金熙宗封为夫人[60]。这些当然都是强迫婚姻，就她们个人的遭遇来说是不幸的。其他如章宗爱妃李师儿就是汉人。以上所说都是金代上层贵族与汉人通婚的例子，一般官员与平民通婚者也不在少数，以致出现了女真人“后来生于中原者，父虽虏种，母实华人”[61]的现象。在元代的笔记小说中，女真人与汉人通婚的记载不胜枚举。《元典章》中就记载有女真望族刘德宁的原配、继室曹氏、李氏、姜氏等均为汉人。汉人娶女真女子为妻者也不少，如元初大臣史天倪的三个妻妾完颜氏、散竹氏、蒲散氏均是女真人。《金史·兵志》说，女真统治者“得志中国，自顾其宗族国人尚少，乃割土地，崇位号以假汉人，使为之效力而守之。猛安谋克杂厕汉地，听与契丹、汉人昏因（婚姻）以相固结”。金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之初，因女真人口太少，不能有效地控制局面，便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笼络汉人为其效力；二是让女真人与汉人通婚，作为巩固自己统治的手段。通过互相杂居通婚，内迁的女真人在血统上便与汉人融为一体了。
当蒙古统治者进入中原的时候，在这里居住的女真人、契丹人、奚人在经济、文化、风俗习惯上的民族特征已丧失殆尽，与汉人没有多少差别，数以百万计的女真人已把中原当作自己的故乡了。元末有个叫温迪罕的人生活在汴梁，后来留居西域。朝代鼎革后，他在西域见到了明朝使者，乡土之思油然而生，说自己所居之地，“语言不通，食饮异好，侧耳而听，但闻侏离羌音，啁哳胡歌而已”[62]。可见这位侨居异域的女真人，在心理状态上也与汉人相同了。有鉴于此，元朝统治者不再区分汉、奚、契丹、女真等民族，一律笼统地称之为汉人，这标志着女真人与汉人的民族融合已经完成了。
三、西夏
西夏统治者知道，他们固有的文化远比汉族落后，因而对汉族封建文化的汲取也特别积极。他们模仿中原地区的文物制度，用西夏文翻译汉文典籍，这些措施为党项族与汉民族的融合打下了基础。西夏的疆土东与北宋毗邻，北与辽朝相接，这几个国家的居民犬牙交错地居住在一起，彼此间相互交往，党项人不可能不受汉文化的影响。尤其是迁入内地的唐兀人，长期与汉族人错杂而居，于是在经济、文化乃至风俗习惯方面便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久而久之，唐兀人在文化及心理素质上都逐渐与汉族相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