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情况是，契丹人虽然没有迁往他处，但是因居住地区与汉族人邻近，因而受到先进文化的熏陶，使用汉人的语言文字，模仿汉人的生活习俗，久而久之，便产生了民族融合。最明显的是，那些半农半牧区，与汉族错杂而居的契丹人，得风气之先，率先使用了汉族人的语言文字，接受了汉族的风俗习惯，尤其那些契丹贵族汉化得更彻底。
除了以上所说的三种情况外，辽朝还征服了诸如奚、渤海、回鹘、室韦、阻卜、乌古、敌烈等部。他们有的被吸收进契丹的部落体制中，有的被分配到皇室的斡鲁朵中，有的则委派效忠于辽朝的酋长管辖，有的则由州、县治理。这些被征服的民族，虽然要接受辽朝统治者的奴役与压迫，但从另一角度说，也把这些民族卷入了前进的潮流，迫使他们接受新事物，从而促进了民族融合。如圣宗开泰年间耶律古昱“镇抚西北部，教以种树、畜牧，不数年，民多富实”[40]。又如开泰年间，辽朝曾把《易》《诗》《书》《春秋》《礼记》赐给东北的铁骊人，帮助他们提高文化。在东北各民族杂居地区，汉语是族际间思想文化交流的通用语言，宋人许亢宗的《奉使行程录》记载：“自黄龙府六十里至托撒孛堇寨，府为契丹东寨。当契丹强盛时，擒获异国人，则迁徙散处于此。南有渤海，北有铁离、吐浑，东南有高丽、靺鞨，东有女真、室韦，北有乌舍，西北有契丹、回纥、党项，西南有奚，故此地杂诸国俗。凡聚会处，诸国人言语不通，则各为汉语以证，方能辨之。”[41]当然，落后的民族也有先进的成分，如黑车子室韦被契丹人同化了，但他们高超的造车技术却在契丹人中保存了下来。“在辽朝成立之前，被契丹吸收和同化的，至少有若干回鹘人，可能还有若干奚人；在辽朝成立之后，则有奚、室韦、女真、突厥、回鹘、乌古、敌烈等族的一些部落，先后在不同程度上与契丹同化了。此外，在文化比较发达的渤海人和汉人中，也有少数移民、俘虏和士兵渐渐同化到契丹里面去了。”[42]这里所说的同化，更正确地说是民族融合，因为这其中没有任何强迫的因素在内，完全是各民族自觉自愿的行动。民族史学家贾敬颜教授对辽代的民族融合，有一段很精彩的议论：“称汉人为‘契丹’起于辽、金战争之际，其所以有此名号，首先是汉人的大量进入契丹地区，实行契丹化，其次是契丹人的大量南来汉人地区，实行汉化，久而久之，两者合而为一，汉人即‘契丹’，‘契丹’是汉人。或者，有一部分契丹人直接向汉人转化；而另一部分契丹人先向女真人转化，之后再向汉人转化。不管怎样，元朝广义的‘汉人’之内包括了契丹人，乃是千真万确的。大概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契丹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实体’，从前进的行程中失掉了，但它的‘分子’——遗胤散布在广大的汉人之中，以致成了汉人的代词。”[43]
二、金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