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国家。蒙古族名始于唐代，辽、宋、金时又有萌古、朦骨、盲骨子、萌古斯、蒙古里等不同译名。1206年，成吉思汗在漠北建国，号为大蒙古国。他就是历史上的元太祖。其子太宗窝阔台兴建哈喇和林城（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上游东岸哈尔和林）为国都。大蒙古国的统治者通过不断的征服战争，统治了亚洲、欧洲的广袤地区。成吉思汗之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在按台山（即阿尔泰山）以西的封地和旭烈兀（成吉思汗孙、拖雷子）西征后据有的波斯之地都成为大汗的藩属。1260年，忽必烈（拖雷之子）即位于上都（内蒙古正蓝旗闪电河北岸），采纳儒士的建议，遵用汉法，革故鼎新，以燕京（北京）为中都，后为都城。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次年升中都为大都。蒙古人1227年灭西夏，1234年与南宋联袂灭金，1276年覆亡南宋，自此全国统一，江山一统。1368年，朱元璋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入大都，元顺帝逃往应昌（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达来诺尔附近），其后裔据有漠北，袭用元国号，史称北元。元朝如从成吉思汗建国算起，至大都失守，共162年，有太祖、太宗、定宗、宪宗、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顺帝、文宗、明宗、宁宗、顺帝15位皇帝。蒙古统治者进入中原之初，因为保留着浓厚的草原奴隶制因素，因而蒙古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造成中国北部社会经济的严重倒退，这种局面不利于蒙古人的统治，因为农业地区所提供的财富远远超过了畜牧业，破坏了农业生产，蒙古人的统治也就难以继续下去。有鉴于此，忽必烈即位后，便注意笼络汉族地主知识分子，采用汉法，以适应中原地区封建经济的发展，这样，忽必烈便成了蒙汉各族地主阶级的代理人，这也意味着蒙古人彻底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
辽、西夏、金、元4个朝代共统治了四个半世纪，除了元朝统一了全国外，其他3个朝代都是地区性的政权。这一时期的文化大体上有3条脉络：（1）儒学与多种宗教并存；（2）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互相杂糅；（3）地域文化的差异。
辽、西夏、金、元王朝的统治者都是少数民族，他们长期生活在东北、西北地区，由于生产方式、生活习惯的不同，他们的文化传统与中原汉地的文化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中原汉族地区一向崇尚儒学，儒学一直处于显赫地位，而契丹、女真、党项、蒙古人起初并不看重儒学，他们是在与汉人长期的接触与熏陶中，才慢慢地接受了儒学的，一直到元代，程朱理学才在全国学术思想领域内确立了统治地位。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在接受儒学的同时，对其他宗教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儒学一枝独秀的局面并没有出现。辽朝统治者崇尚佛教，元朝人曾有“辽以释废”的感叹；西夏人的宗教信仰以佛教为主；蒙古人在其广大的征服区内，对宗教采取兼收并蓄的政策，只要对蒙古人的统治有利，信仰何种宗教都受到保护。成吉思汗的后裔中有信仰基督教的，有皈依佛教的，有崇拜偶像的，有笃信伊斯兰教的，也有不信任何宗教的。由于元代实行帝师制度，佛教的地位高于其他宗教，而在佛教的各派别中，喇嘛教又高于其他宗派。
契丹、女真、党项、蒙古人生活在北方边陲，形成了草原文化。除了西夏比较孱弱，无力问鼎中原外，其余3个政权都想取中原王朝而代之，结果是蒙古人取得了成功，辽、金只占据了原来属于中原王朝的部分地区。辽、金、蒙古统治者发现，用草原文化来治理有着上千年儒家传统文化积淀的汉族地区，根本不可能获得成功，让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和光同尘，互相杂糅，这才是有效治理中原地区的不二法门。两种不同文化的杂糅对后来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地区的不同，在文化上也存在着差异。辽朝契丹人居住区与汉人聚居区，金朝南北方之间就有差异，特别是元朝版图辽阔，文化上的差异就更大。这种差异既有民族和居住地区的因素，也有受汉文化影响深浅的因素。有些民族本身文化素质较高、居住地区交通比较便利，与汉人接触较多，其文化就比较先进，相反，那些文化素质较低，居住地区偏僻，与汉人接触很少的民族，文化就相对落后了。这种差异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元代留居东北地区的女真人社会发展就不平衡。居住在辽阳地区的女真人，因长期与汉人杂居，经济、文化都受汉族的影响，因而发展较快；居住在原上京路、胡里改路的女真人，受汉文化的影响和熏陶较少，保留自己的特色也就较多；而那些居住在边远地区的女真部落，因为山隘林深，交通不便，与外界交往甚少，无从接触汉文化，到元代仍处在氏族社会发展阶段。又比如元代已是高度发达的封建社会，而云南的倮倮（彝族的先民）还处于奴隶制社会发展阶段。
辽、西夏、金、元时期的文化，可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塞外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与中原农业文化相汇合，相互补充、相互吸收而形成的以汉文化为核心的多样性文化。
本卷由任崇岳主编，负责设计提纲、挑选图片并撰写绪言、第一至第八章、第十三章第四节；贾洲杰撰写第十二、第十四两章及第十三章第二、第三两节；洪书云撰写第十一章；陈朝云撰写第九、第十两章及第十三章第一节。全书最后由任崇岳统稿润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