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思巴文的优缺点是显而易见的。一字一音，字形不变，是最大的优点，但缺点就多了。首先是文字符号结构复杂，不易为初学者掌握，同时以音节为单位拼写，也容易导致词与词之间的界限不清，再加上这种文字没有标点符号，书写起来很不方便，无论是学习、书写、记忆，都不能使人很快熟练地应用这种文字，这样，便不能被百姓很快接受。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缺陷，是因为创制时比较匆忙，没有集思广益，反复琢磨，也没有很好地研究蒙古语的特点，过多地搬用了藏文字母，造成字母过多，很多辅音字母在蒙语中无用的现象。其次，八思巴文是以当时元朝的中部方言（包括察哈尔、锡林郭勒、乌兰察布、巴彦淖尔、阿拉善、额济纳、科尔沁、喀喇沁、昭乌达等地区的口语）为基础的，事实上，这仍是方言文字。在中部地区，这种文字容易被人们接受，而在方言差别较大的其他地区，便不易被接受了，因此很难推广开来。相比之下，畏兀儿蒙文虽然也有缺陷，但文字符号简单，有标点，以词为单位拼写的蒙古词语符合蒙语特点，学起来比较容易。更重要的是，这种文字是超方言的文字，元朝疆域内哪个地区的蒙古人均可接受，因而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文字。有材料表明，在八思巴文颁行几十年之后，其使用地区主要是汉族地区，且多是在官方文书中使用，范围是很小的。至于蒙古人集中的地区以及波斯、俄罗斯等地，八思巴文基本上没有推行，使用的仍是畏兀儿体蒙古文，因而那些地区很少有八思巴文的遗物出现。1305年伊儿汗国乌力吉图汗给法国国王的书信、1307年右丞包鲁特木尔蒙译的《孝经》，都是畏兀儿蒙文。由此可见，八思巴文的改革是不成功的。元朝被明朝取代后，八思巴文很快便消失了，在历史上仅流行了百年之久。
注释
[1] 《契丹国志·余尚书北语诗》。
[2] 《契丹国志·刁奉使北语诗》。
[3] 王溥：《五代会要·契丹条》。
[4] 欧阳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二》。
[5] 《辽史·太祖本纪下》。
[6] 《契丹国志·太祖大圣皇帝》。
[7] 《辽史·皇子表》。
[8] 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契丹小字研究》，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9] 关于契丹大、小字现存资料系根据《契丹小字研究》，冯继钦、孟古托力、黄凤岐《契丹族文化史》有关章节写成。
[10] 清格尔泰、刘凤翥、于宝林、陈乃雄、邢复礼：《契丹小字研究》，2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11] 《金史·完颜希尹传》。
[12] 《金史·完颜勖传》。
[13] 陆游：《剑南诗稿》卷四。
[14] 金光平：《从契丹大小字到女真大小字》，《内蒙古大学学报》，1962年第2期。
[15] 《金史·完颜希尹传》。
[16] 《金史·太宗本纪》。
[17] 《金史·纥石烈良弼传》。
[18] 《金史·纥石烈良弼传》。
[19] 《金史·纳合椿年传》。
[20] 《金史·完颜希尹传》。
[21] 《金史·熙宗本纪》。
[22] 同上。
[23] 《金史·章宗本纪一》。
[24] 金光平、金启孮：《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本期为女真文字、语言研究专号。
[25] 《金史·选举志三·国史院书写》。
[26] 《金史·选举志一》。
[27] 金光平：《从契丹大小字到女真大小字》，《内蒙古大学学报》，1962年第2期。
[28] 金光平、金启孮：《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
[29] 朝鲜《李朝实录》太宗三年六月辛未。
[30] 《明英宗实录》正统九年二月甲午。
[31] 本节系参考金光平、金启孮的《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写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