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即位后，虽然南宋尚未降服，版图尚未统一，但是一统天下的趋势是越来越明显了。忽必烈强烈感受到“今文治寝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决定创制一种在各个地区统一使用的新文字，这个任务就落在了吐蕃萨斯迦地方的喇嘛八思巴身上。八思巴是西藏萨迦派佛教第五代祖师，宪宗三年（1253年）谒忽必烈于潜邸，他学识渊博，谈吐得体，甚受忽必烈宠信。中统元年（1206年）忽必烈即位，尊为国师，授以玉印，并命他创制蒙古新字。至元六年（1269年）蒙古新字制成，忽必烈下令颁行。“其字仅千余，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关纽而成字者，则有韵关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则有语韵之法，而大要则以谐声为宗也。”[42]这种新字俗称八思巴字，由梵藏字母演化而成，有母音10个，子音32个，共42个字母。忽必烈为此诏告天下，大意说，文字是书写语言的，语言是记述事情的，这是古今的通制。我国兴起于朔方，风俗简朴，没有制作文字，一般情况下都用汉文楷书及畏兀儿字表达本朝的语言。辽、金及远方诸国均有自己的文字，我朝没有，“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43]。新制成的蒙古字主要用在官方文书或印篆、碑刻、牌符、钱钞等方面，从诏书的内容看，八思巴字的通行并不意味着取消其他文字，只是不得占主导地位而已，“以其国字副之”就表示其他文字并未被取缔。
一种新文字从诞生到流传，需要一个过程。元朝统治者为推广蒙古新字，作出了极大努力，先在京师建立国子学，让蒙古贵族子弟学习新蒙文，而后在州、郡设立学校，让民间的俊秀人才学习新字，在各路设提举学校的官员，职责是推广新文字。以新蒙文翻译成的汉文典籍《通鉴》、佛教经典《帕拉缔穆卡西》，意在证明蒙古新字可以作为沟通蒙、汉文的工具，事实说明，这种新文字能够担当这个任务。如今现存的用八思巴文写成的文物甚多，如甘肃泾川水泉寺碑（也称镇海之碑）、山西芮城县城南磨涧村《河东延祚寺碑》、居庸关佛教经文、陕西韩成县《龙门禹王庙圣旨碑》等。1906年在土耳其斯坦发现贡嘎扎拉僧的《索布希迪》一书，是用八思巴字翻译的。
八思巴文有自己的特点。这种文字书写时自上而下，自左至右竖写，有音节。除了几个元音，所有辅音字母都是方形的，在词里没有变化，因此被称为“方体字”。元音共有8个，字形在词中没有多大变化。八思巴文在词中拼写时以音节为单位，这些音节互不连接，且无标点，读起来较难。八思巴文系音节字，每一辅音字母除表示辅音外，还表示元音a，这就构成了以a元音为单位的一个音节，如要单写一个辅音字母就是ba。八思巴文在很多情况下不分词性，阴性元音与阳性元音混在一起使用。用这种文字拼写时，第一音节后的元音，因受词首圆唇元音o、?的强烈影响，往往会出现o与o、?与?元音的唇形和谐现象。在同一音位中用两个元音符号e、ё，不易寻找这两个字母的用法规律，即使在同一词中，有时用e，有时用ё，这两者没有区别词义的作用。在辅音中，g与k、t与d混用现象严重，特别是在词中、词首混用。[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