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被蒙古人灭亡后，西夏文并未跟着消失，仍在原西夏地区流行。蒙古人称西夏为河西，因此西夏文便被称为“河西字”。元成宗大德年间，在宣化（今属河北）用西夏文印刷过《法华经》及西夏文诗，这些印刷品曾传入日本。不久，有3620余卷的河西字《大藏经》在杭州雕印完毕，分送给西北各地寺院收藏。据王国维考证，现在的西夏文佛经《大方广华严经》残卷，就是大德年间在杭州雕刻的。明代也陆续建过西夏文的经幢，如明代中叶孝宗弘治年间，还有西夏遗民在保定建立西夏文经幢。1962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河北保定城北两公里处的韩庄，挖掘出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年）建立的西夏文经幢两座，上刻有楷书西夏文《尊胜陀罗尼经》，但刻工姓名及年号均用汉文书写，这说明住在保定的西夏遗民仍然在使用着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据专家们考证，这次发掘出的遗物，在迄今为止有确切年代可考的西夏文字中，是最晚的。已故的史学家陈寅恪在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见过明神宗万历年间写本藏文《甘珠尔》上面，偶有西夏文字，因而推测明末尚有懂得西夏文者。明代以后，西夏文便湮没无闻了。从元昊时创制成西夏文开始，到明末为止，西夏文流行使用了五个世纪之久。
二、现存的西夏文文献
西夏王朝的存在与西夏文的使用，引起了西方及沙俄等国探险家的兴趣，当清朝末年统治者内外交困、不遑他顾时，西方与沙俄的探险家便蠢蠢欲动了。沙皇俄国离我国最近，因而捷足先登。1908年沙俄皇家地理学会派出了以科兹洛夫为队长的蒙古四川探险队，来我国“探险”，其实是来劫掠文物，清政府自顾不暇，无力干预，只好听之任之。当年3月，科兹洛夫一行来到了黑水城（内蒙哈拉浩特）。想必他们在出发之前，已经搜集到了有关黑水城的传说。据说黑水城曾是西夏的都城，一位绰号黑将军的君主在与中原争霸时，在这里进行过一次异常壮烈的战斗，后来败北身亡，这里遗留有价值连城的宝藏。科兹洛夫在黑水城进行了发掘。次年5月，当他们从西藏东部返回时又到了哈拉浩特，再一次进行了疯狂发掘。虽然没有找到珍宝，“但却在城外的一座塔内发现了一大批西夏文文献，其中既有刻本，又有写本，既有大量的佛经，又有多种多样的世俗文献”[36]。甚至还有汉文、回鹘文、蒙文、叙利亚文、突厥文文献。这批文献运回彼得堡后，编了8000多个编号，书籍多达2000册，为研究西夏文和西夏的历史、宗教提供了一批鲜为人知的资料。
科兹洛夫的冒险成功，使西方的“探险家”垂涎三尺，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也先后来过黑水城，获得了不少西夏文物，但数量不及科兹洛夫，且显得零散。黑水城西夏文献的出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瞩目，在这之后，另一批西夏文文献陆续被发现。如1917年宁夏灵武知县余鼎铭修城时发现的西夏文佛经、新中国成立初甘肃省天梯山石窟发现的西夏文佛经残页、1972年甘肃武威小西沟岘山洞中发现的西夏文文献、20世纪70年代初宁夏银川贺兰山麓西夏陵园中出土的西夏文残碑块、西安文物管理处收集到的西夏文泥金字《金光明最胜王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等。这些西夏文文献数量不多，且多系断简残编，但门类较多。最值得一提的是1991年考古工作者从位于贺兰山腹地被不法分子炸毁的西夏古塔中找到的、多达十万字的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这可能是新中国成立后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次，该经卷用木活字印刷。
保存至今的西夏文文献，可用品种多、内容全、价值高9个字来概括。史金波先生把这些西夏文文献归结为7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