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还用来书写佛经。西夏是非常重视佛教的国家，因此用西夏文抄写了许多佛教经典。俄国、英国、法国、瑞典、日本、德国、印度等国都庋藏有不同数量的西夏文佛经。这些佛经有的出土于解放前，有的发现于新中国成立后。传世的西夏文佛经，只是西夏文佛经中的一部分。1990年11月，位于贺兰山腹地的西夏古塔被不法分子炸毁，1991年9月，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古塔废墟时意外地发现许多珍贵的西夏文物，其中保存较为完整、总计约有十万字的西夏文藏传佛教经典《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为国内外首次发现，被确认为孤本，引起世人瞩目。1996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有各方面权威参加的鉴定会上，确认这批西夏文经卷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实物。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木活字是元代科学家王祯发明的，《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发现，可以将中国木活字技术的使用时间提早一百多年。“方塔废墟中出土的西夏文佛经共有9册，220多页。其中《本续》三册，《要文》一册，《解补》四册。每本有二十多个页码，比现在的16开本稍大，经文竖排，正文每半版有10行，每行20字，无标点，每页都用西夏文和汉文标明页码。每册均有衬页，外皮稍厚，书页为麻纸，文字清晰、整齐、美观、方正。因为不是足本，所以没有首卷和末卷，也无题跋文字，这就难以确定它的印刷年代。但从与它同时出土的西夏文木牌、西夏时汉文发愿文等文献判断，此经最晚也是西夏后期的文物。专家通过对经名和题款的翻译得知此经译自藏文，是藏传佛教经典。”[34]
除了用西夏文书写佛教经典外，也把大量的汉文佛经翻译成西夏文。与此同时，西夏统治者还把汉文的典籍《孝经》《尔雅》《四言杂字》译成西夏文。西夏王朝后期有一位风流儒雅的宰相斡道冲，不但亲手翻译了《论语注》，而且还撰写了长达20卷的论语解义，定名为《论语小义》，他还写有《周易卜筮断》，这些用西夏文写成的书在国内流传得很广泛。一些有关医药、历法、卜筮、法律、语言、字学、文学等类作品，因为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书籍，也很受百姓欢迎。史金波研究员对西夏文在西夏的使用和传播，归纳出7个特点：（1）应用范围广；（2）使用地区大；（3）延续时间长；（4）在西夏境内，西夏文与汉文、藏文同时流行；（5）西夏时期对西夏文和西夏语的研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6）西夏的印刷事业发达；（7）保存下来的西夏文文献相当丰富。[35]
但是西夏文也有不足之处，影响了它的使用和流传。西夏文是在仿照汉字的基础上用很短的时间创制成的，汉字的笔画就很复杂繁琐，不易使人掌握，西夏字不是减少汉字的笔画，而是比汉字还要复杂，这样一来，学习西夏字无形中便增加了难度，用这种文字交往，不但耗时费力，而且也降低了办事效率。同时元昊创制西夏文的目的是为了体现西夏是一个独立国家，不是别国的附庸，而对如何便于百姓学习掌握则考虑得很少，因而西夏文化教育在一个时期内陷于停滞落后状态。到了夏崇宗乾顺时期，不得不花大力气扭转重夏字、夏学而轻视汉族文化的偏向。于是在铸造钱币、修建寺院时便有夏、汉两种文字并行于世的情况出现。乾顺的明智之举，促进了西夏社会文化水平的全面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