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遇乞与野利仁荣同是元昊手下的大臣，但不是一人。对西夏文颇有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史金波认为，记载李德明创制西夏文的文献只有《辽史》一种，与《隆平集》等书记载重复，把元昊误写成了德明，因而《辽史》的记载不足凭信。他认为西夏文是元昊创制的，又找了两条证据，一是西夏人撰写的《妙法莲华经序》：“此后，凤角城皇帝，以自国语言，兴起蕃礼，创造文字，翻译经典，武功出众，德行殊妙”。二是《宋史·夏国传》中元昊给宋朝上的表章：“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塔塔、张掖、交河，莫不从伏。”他的结论是：“西夏文字创制时，正是元昊全面准备立国称帝之际。经常忙于建国大计和军事征讨的元昊不大可能亲自创制这种字形繁复、数量众多的文字，他只是提倡并下令创造文字，也可能他有一个大致的设想，但具体造字工作则是由大臣野利仁荣等主持完成的。”[32]这个分析是很有见地的。
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吴天墀在谈到西夏文的形成过程时说：“综观《梦溪笔谈》与《宋史·夏国传》的记载，可能遇乞‘创造蕃书’在‘先’，元昊以统治者的身份初步采纳，并‘自制’若干原则交由野利仁荣演绎乃得最后完成。因此，我们说西夏文字的产生是多人集体创造的成品，或者更合乎实际的情况。”[33]这个看法与史金波同志的看法契合，当可凭信。
西夏文的产生，当然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这不仅因为常和西夏打交道的宋朝、契丹、金、回鹘都有本民族的文字。尤其汉文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西夏人自然也想拥有自己的文字。更为重要的是，西夏自认为是可以与宋、辽相颉颃的国家，倘若在来往国书中使用他国的文字，无异是一个耻辱，为了显示西夏主体民族党项人的特点，也必须创制文字。于是，西夏文就应运而生了。
西夏文的应用，为西夏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元昊对新制出的西夏字给予了高度重视，比如送给宋朝的公文，中间为汉字，旁边是西夏文；与吐蕃、回鹘及西域各国的往来文书，则用夏字书写，以各该国的文字为副。国内的诰牒诏令及往来公文，一律用新制的西夏文书写，并为此设立了夏字院和汉字院，夏字院的地位高于汉字院。不但官方文书用西夏文，就是民间日常交往，也都是用的西夏文，西夏文成了举国上下广泛使用的交际工具。西夏为推广新创制的文字，还建立了“蕃学”，由创制西夏文的野利仁荣主持，教西夏文，培训官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