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夏文的创制
西夏被蒙古人灭亡后，曾经在西夏使用流传过的西夏文已逐渐被人遗忘，一个偶然的机会，西夏文被人发现，遂引起了专家学者的注意，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了对西夏文的研究，并有丰硕的成果问世。
发现西夏文字的是清代史地学家张澍。张澍是甘肃武威人，字伯瀹，又字时霖、寿谷，号介侯、介白，进士出身，当过贵州玉屏、遵义，四川屏山、南溪，江西永新、泸溪等县知县及临江通判等职，擅辞章，治金石，尤长于舆地方志、姓氏谱牒之学，著述甚富。嘉庆甲子年（1804年）他在家乡养疴期间，偕友人游清应寺，寺内有一砖砌严实的碑亭，张澍为好奇心驱使，要求和尚拆封。因当地传闻，拆封碑亭将有风雹之灾，和尚坚执不允。张澍表示愿意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碑亭才被拆开，露出一高碑，上有文字，为方块形，不可释读，碑的另一面刻有汉文“天祐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张澍反复摩挲把玩，从“天祐民安”这一西夏年号上断定为西夏国字，此碑遂得重见天日，这就是有名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稍后不久，金石学家刘青园在武威发现的古钱中，见有“梵字钱”，他把梵字钱上的文字与《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上的文字比较对照，两者形状结构相同，始知所谓“梵字钱”即是西夏文钱。
张澍与刘青园的发现，真是石破天惊，很快引起了国内外尤其是西方学者的注意。修建于元末的居庸关云台门洞内，刻有6种文字，有5种能够释读，尚余一种无法识别，遂成悬案。1870年，英国学者伟烈判定为女真文，十余年后，法国学者德维利亚认为，此碑与庋藏于河南开封的女真文碑不同，可能是西夏文，但不敢决断。后来又经过反复研究，才确定是西夏文。法国人毛里斯用力颇勤，识别出了一些西夏字，注意到西夏文的语法是宾语在前，动词在后。他的研究成果在20世纪初属于拓荒性质，很受人瞩目。据已故的中央民族大学贾敬颜教授考证，毛里斯是在清末涉猎过西夏文的一个叫鹤龄的人的研究基础上作出成绩的。
西夏文敕碑
那么，西夏文是谁创制的呢？根据现有的记载，至少有3种说法：
（1）李德明创制。《辽史·西夏传》说：
［李继迁］子德明，晓佛书，通法律，尝观《太一金鉴诀》、《野战歌》，制番书十二卷，又制字若符篆。
这里明确指出西夏文的创制者是李德明，他是在阅读《太一金鉴诀》《野战歌》时受到启发，制成“番书”的，番书就是西夏文。
（2）李元昊创制。《宋史·夏国传》云：
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教国人纪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
李元昊系李德明之子，他年轻时便“晓浮图学，通蕃汉文字，案上置法律，常携《野战歌》、《太一金鉴诀》”。这一段文字同样也出自《宋史·夏国传》，李元昊既已通蕃汉文字，表明他那时已有蕃文——即西夏文了，为何再制“蕃书”呢？蕃文是否就是“蕃书”呢？如果说元昊“自制蕃书”的话，那么，他早先认识的蕃文就不是西夏文了。
（3）遇乞创制。《梦溪笔谈》云：
元昊果叛，其徒遇乞先创造蕃书，独居一楼上，累年方成，至是献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