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澄认为人性是得之于天，因此成为本然之性，因气质不同而有善恶之分，人从母胎中降生时，就受了天地之气，这些气或清或浊，或美或恶，因程度不同，人性便有了差别。他认为孟子、荀子关于人性的争论，是各执一词，对“性”字的理解不同，所有的观点都可综汇在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中，这两个“性”字不能截然分开，如纯正良善的天地之性附于人时，因人的气质有清浊之分，故人性也有善恶之分。就是那些因气浊而性恶的人，其本身同样有天地之性。由此可见，天地之性既给予性善的人，也给予性恶的人，在天地之性这一点上，性善之人与性恶之人本质上是相通的。这一看法与朱熹接近。但如何识见天理，恢复天地之性，吴澄主张要从自身去发现善端，并进而扩充善端，“今不就身上实学……非善学者也”。这种“身上实学”的见解，似与朱熹格物穷理的方法不合，倒是与陆九渊先识本心的方法接近。他在给陆九渊（象山）语录作序时说，“道”存在于天地之间，今古如一，人人皆可得到，不因贤或不肖、智或愚而有所偏向。能反之于自身，就可知道，天之所给予我者，我本身已有，不必外求，从自身寻找并加以扩充即可，不必再从他处增添了。不从自身寻找并扩充善端，却要从别处寻找，陆象山是不赞同的。今天的人口谈先生、心慕先生者大有人在，有人能懂得先生学说的真谛吗？有人能成为先生式的学者吗？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说，陆先生的学问，不在乎语言文字，因此，朱子的语录达百余卷，累计千万亿言，而陆的语录仅有一帙，即使这一帙，分量也不大。究其原因，是因为先生平日教人，专门在心身上用功夫，一时精神之感发，旨意之恳到，比如良工斫轮，大冶铸金，其巧妙之处，是别人无法模仿的。从这两段议论看，他对陆氏之学是很佩服的。
吴澄的理学思想是宋代理学的继续和延伸，这种思想是在“和会朱陆”中形成的，他承朱熹的余绪，却并不严守朱学门户，“和会朱陆”而右陆，以至有“宗陆背朱”的嫌疑，有人认为吴澄所学即陆氏之学。但是作为元代经学大家的地位，是没人能动摇的。
（四）邓牧的哲学思想
邓牧（1247—1306年）字牧心，浙江钱塘（浙江杭州）人。他出生29年后南宋灭亡，怀着眷恋故国的心情四处遨游，后来隐居余杭大涤山中的洞霄宫，不肯出仕元朝。成宗大德年间，元廷敦请他出山，他自称是三教（儒、释、道）外人，没有应征。对南宋的灭亡，他有切肤之痛，只能以笔墨来发泄对元朝统治的不满。他的著作有《洞霄图志》《伯牙琴》。《伯牙琴》集中代表了邓牧的哲学思想，对元朝统治者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冷静地观察到，社会上有的人轻裘肥马，有的人食不果腹，这种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皇帝是贪得无厌的掠夺者，他愤怒地诘问：“天生民而立之君，非为君也；奈何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邪？”[16]以蔑视的口气称皇帝为一夫，这是需要有胆量和勇气的。尽管他无法也不可能改变社会的现状，但这种气魄和胆量是令人佩服的。
邓牧既敢于指斥天子，对于那些如狼似虎的官吏，就更加大胆地揭露与鞭笞了。他说，今日一个官员，大者食邑数万户，小者虽无俸禄，因有权在手，到处掠夺为食，以代替耕田的收入。如今数十户农夫竭力劳作，还不够一个官员挥霍，如果再有游手好闲之徒去坑害百姓，百姓就更难生活了。这好比让虎狼去当牧羊倌，而指望羊群蕃息，是根本办不到的事。他尖锐地指出，官吏就是为民害的虎豹蛇虺：
今之为民不能自食，以日夜窃人货殖，搂而取之，不亦盗贼之心乎？盗贼害民，随起随扑，不至甚焉者，有畏忌故也。吏无避忌，白昼肆行，使天下敢怨不敢言，敢怒而不敢诛，岂上天不仁，崇**长奸，使与虎豹蛇虺均为民害邪？[17]
盗贼抢掠还有畏忌，官吏白昼肆行而无避忌，如此说来，官吏连强盗都不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