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主要内容是天道心性，心性又是理学的中心。许衡认为理在人身上的体现就称为心、性。有人问他：“心也、性也，一理也何如？”他回答说：“便是一以贯之。”根据他的理解，他认为心、性、理三者是一回事。他还认为，人在形成为人时，又受气的清浊不同的影响，所以人在出世之后，其人性已非先天的本然之性，是气质之性，表现千差万别，有的智，有的愚，有的美，有的恶。有的人气质清美，能够超凡入圣，成为大圣人；有的人则气质浊恶，成为与禽兽无异的恶人。多数人处于中间状态，美恶兼而有之，清浊程度不同，应该让这些人去其昏蔽，恢复其明德之性，然后成为圣人。如何变化某一个人的气质呢？关键是修养方法，如谨慎、虔诚、持敬等。如一人独处之时，不与外物接触，因此也不会被物欲昏蔽，这叫未发之时；已与外物接触，叫作已发之时。两者之间还有个将发而未发的瞬间。根据不同的情况，修养方法也不相同，特别是人的欲念将萌而未发的时候，应该特别“谨慎”，不要因一念之差而做错了事。
许衡在论及天理对人的关系时，似乎是人人平等，其实并不如此。他认为，因各人的气质不同而有贫富贵贱的差别，这种差别是上天造成的，个人不能改变，这显然是为社会上现存的不合理的等级制度制造理论根据，是不可取的。许衡的理学虽系继承了朱熹的学说，但并未严守朱学门户，他主张天理存于心中，这与朱熹是不完全一致的。由他所开创的以实践为特征的流派，到了明代便成了朱学的正统。
许衡的理学思想固然有唯心主义的一面，但他的贡献也是不应该湮没的。蒙古人崛起于漠北草莱之间，与中原地区相比，无论其经济、政治制度、文化思想都是落后的，许衡在此时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对蒙、汉之间的融合和文化交流，做出了可喜的成绩。他主持元朝国学，以儒家经典教授蒙古弟子，后来许多达官显宦就出自他门下，成为一代名臣。这些人对推动蒙汉文化的交流和相互的借鉴、吸收，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许衡本人为元朝的长治久安经营擘划，四处奔走，功不可没。他力劝元世祖忽必烈推行“汉法”，以“汉法”作为元朝的立国规模，要忽必烈“治心慎独”，以得“民心”为要，同时要兴学校，重农桑，这些建议都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尽管一部分蒙古权贵极力反对推行汉法，但是行汉法是大势所趋，蒙古人进入中原之后，除了推行汉法别无选择，客观形势促使他们接受汉化。从这个角度说，许衡所起的作用，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二）刘因的哲学思想
刘因（1249—1293年）一名骃，字梦吉，雄州容城（河北徐水）人，因仰慕诸葛亮“静以修身”之语，便以“静修”自号，学者称静修先生，著有《静修先生文集》，与许衡同为元初北方的两个著名理学家。他的父祖均是金朝儒士，宣宗受蒙古人之迫迁都汴京时，刘因祖父随着迁往汴京。蒙兵进逼汴京时，刘因之父又携家北归。金朝灭亡后，刘因才在雄州容城降生，因此对金朝文物眷恋不已，自视为金朝遗民。至元八年（1271年）蒙古国改国号为大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应太子真金之征为赞善，教授近侍子弟，不久，以侍奉母疾为由辞归。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朝廷又以集贤学士来征，他以疾固辞。后隐迹林泉，以授徒为生。清人全祖望在其《宋元学案·静修学案》中分析他不肯仕元的原因时说，刘因见宋、金相继而亡，元又不足为辅，故南悲临安（宋亡于临安），北怅蔡州（金亡于蔡州，即今之河南汝南）。全祖望所说未尝没有道理，但并非问题的症结所在。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刘因不肯与有毡酪之风的蒙古人和光同尘，以为合作就辱没了儒学，因此超然物外，不肯出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