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辽代的哲学思想
辽代没有产生像样的哲学家，各种版本的《中国哲学史》都没有提到辽代，我们只能根据现有资料作点粗浅分析。
契丹人认为自己同汉人一样，都是炎黄后裔，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辽代史学家耶律俨提出，契丹民族系轩辕之后，轩辕氏就是黄帝。这个提法在当时是个重大问题，如果没有契丹皇帝的同意，耶律俨是不敢写入实录，留传给子孙后代的。事实上，契丹人对于唐尧、虞舜的倾慕和向往，比起汉族来毫不逊色。《全辽文》所载《圣宗皇帝哀册》中说，契丹“肇分覆载，建立皇王。德惟善政，邦乃其昌。远则有虞大舜，近则唐室文皇”。这里的有虞大舜就是指的虞舜。《道宗皇帝哀册》中有“难求尧舜之高蹈”的句子，辽圣宗下诏重修奉圣州（河北涿鹿）黄帝祠、儒州（北京市延庆）舜祠，并时时祭祀。这些做法说明，这支北方游牧民族已经以炎黄子孙自居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辽朝统治者把“尊孔崇儒”作为基本国策，道宗“以《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进皇太后”[1]，所谓华夷同风意思是说，契丹人虽在夷的范围之内，但和汉族一样，都是尧舜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那首诗中有“到处承天意，皆捧同日心”的句子，应该就是这种心态的写照。华夷同风之说体现了汉族、契丹本为一体的观念。
壁画《散乐图》（辽）
龙是古代传说中一种神异的动物，在封建社会中，龙用来象征帝王或帝王用的东西，如帝王的面孔称“龙颜”，帝王睡的床称“龙床”等。中原汉人对龙是十分尊敬、崇拜的，契丹人也有这种心理。对于这种世界上并不存在的动物，契丹人对其向往，可以说是到了颠之倒之的地步。这种观念首先体现在地名上。如祖州（内蒙巴林左旗西南石房子村）有黑龙殿，祖陵入口称龙门，上京（内蒙巴林左旗驻地林东镇东南二里波罗城）有寺庙叫开龙寺，应州（山西应县）北有龙首山，奉圣州也有龙门山和龙门县，黑龙江之名也见于《辽史》，契丹始祖奇首可汗居住之地称龙庭，后来改为龙化州。契丹人用这么多龙字来命名地名，表明他们对龙有一种特殊感情。其次是现在的辽代古迹、文物上，雕刻有龙的花纹。如庆州（内蒙巴林右旗西北察罕木伦河源的白塔子）白塔门上有二龙戏珠浮雕，朝阳南双庙辽代石刻崖上雕有大型爬龙、飞龙。辽宁建平辽墓出土的二龙戏珠鎏金冠，内蒙奈曼旗青龙山辽代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中出土有6件与龙有关的文物。契丹帝王也喜欢用龙字来抬高自己身价，以示不同凡响，如称皇宫为龙宫，皇帝之衣称龙衮，皇帝之位称龙位等，这和中原汉族已毫无二致了。甚至军队也有以龙字命名的，如龙虎军就是辽朝禁卫军的名称。龙是中华民族的标志，中国人不论走到哪里，都说中国是“龙的故乡”，中国人是“龙的传人”，龙与中国实际上已是同义语，契丹人如此酷爱龙，自然也表示他们居住的区域是龙的故乡，契丹人也是龙的传人。对于龙文化的认同，强烈表现了契丹人与汉人共为一体的思想感情。
辽朝的皇帝在许多场合下都以中国自居，如辽兴宗在给大臣萧韩家奴的诏书中说：“我朝之兴，世有明德，虽中外向化，然礼书未作，无以示后世。”[2]这里“中外向化”的“中”，显然是指辽朝而非北宋，也就是说辽朝即是中国，中国即指的辽朝，语意是很清楚的。又如兴宗欲出兵攻打西夏，起兵前遣使赴宋，书信中有“元昊负中国当诛”一语，这里的中国也是指辽朝。给宋朝写信，辽朝却以中国自居，喻义是很深长的，这等于向宋朝表明，“中国”二字并非中原帝王的专利品，契丹人既是黄帝后裔，自然也有资格使用“中国”二字。道宗大安年间，太子洗马刘辉上书说：“西边诸蕃为患，士卒远戍，中国之民疲于飞挽，非长久之策。”[3]这里的中国同样是指辽朝。刘辉是汉人，他在书信里明确无误地把辽朝百姓称为“中国之民”并非故作惊人之语，也不是笔误，而是很自然地托出了自己的观点，辽朝管辖之地并非化外，也是“中国”的一部分。这种“汉契一体”的观念，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由于儒家思想在辽朝占有统治地位，辽朝朝野都在努力学习儒家经典，并贯彻到实际中去。统治者大力提倡孝道，稳定社会秩序，那些深谙儒家之道的各级官吏，也都各尽所能，力图把辽朝治理成为太平盛世。如道宗时大公鼎任良乡（今属北京市）令，“省徭役，务农桑，建孔子庙学，部民服化”[4]；萧文知易州（河北易县）时，“悉去旧弊，务农桑，崇礼教，民皆化之”[5]；耶律俨大安初年任景州（河北遵化）刺史，“绳胥徒，禁豪猾，抚老恤贫，未数月，善政流播，郡人刻石颂德”[6]；耶律棠古在天祚天庆年间任乌古部节度使，乌古部因受到歧视而反叛，棠古谕降之，“遂出私财及发富民积，以振其困乏，部民大悦”。以上所举4位能吏并无文集传世，我们无从得知他们的哲学思想，只能从他们的政绩中推测出，若非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熏陶，他们是不会有这种“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襟抱的。
还有一些官吏，能够洞察时弊，直言无隐，表现出了忧国忧民的思想。如兴宗耶律宗真下诏于天下，询问治道之要说，如今徭役不比往年多，征伐也不经常，五谷丰登，仓廪殷实，然而百姓仍很穷困，造成这种局面，是官吏治理不力？还是百姓太懒惰？如今徭役中什么最重？老百姓对什么最感痛苦？应该省掉哪些赋税？补役之法怎样恢复？盗贼之害怎样防止？大臣萧韩家奴回答说：陛下如欲均济天下，应当知道百姓穷困的原因，然后采取补救的措施。如能做到“节盘游，简驿传，薄赋敛，戒奢侈”，只需坚持数年，则穷困可以苏息，贫穷者便可致富了。对于如何制止盗贼，这是一个应该认真对待的问题。近年来，百姓穷愁潦倒，无奈之中便去剽窃，良民往往化为凶暴之人，更甚者杀人无忌，亡命山泽，酿成祸乱。“今欲芟夷本根，愿陛下轻徭省役，使民务农。衣食既足，安习教化，而重犯法，则民趋礼义，刑罚罕用矣。”萧韩家奴最后的结论是：“寇盗多寡，皆由衣食丰俭，徭役重轻耳。”[7]不难看出，他的这一番话完全是从儒家的“民本”思想出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