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为发展期，约从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至宣宗兴定二年（1219年）。这一时期刘处玄、丘处机先后掌教，以山东半岛为活动中心，力争得到金朝统治者的承认与扶植，进而建立稳固的宗教活动基地。适逢世宗皇帝因**欲过度而身体羸弱，需要讲求保养之术，于是王喆的弟子王处一得以被召至京，世宗亲自询问养生之道。接着又召丘处机进京，命他在万宁宫之西搭庵居住，以便时时垂询，又让他主持万春节醮事。隔了不久，世宗再召王处一，但当王处一抵京时，世宗已魂归道山。继任者章宗命王处一为世宗设醮祈冥福。皇帝一再召见全真道士，使全真道声誉大噪，吸收了许多信徒。章宗登位伊始，见全真道迅速发展，恐怕聚众生事，不利于朝廷，为防患于未然，于明昌元年（1190年）十一月，“以惑众乱民，禁罢全真及五行毗卢”。明昌二年（1191年）又“禁以太一混元受箓私建庵室者”[58]。其实，章宗此举完全是多虑，全真道维护金朝统治是其宗旨，不可能利用宗教活动反对金朝，相反，在缓和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方面，全真道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金朝有识之士早就看出了这一点，因此纷纷向章宗上奏，请求解除禁令，章宗马上准奏，收回了成命。此后，全真道再未遭到过禁止。承安年间，金朝与蒙古战事正殷，因财政拮据，曾出售观额、度牒、大师号、紫衣以渡难关，全真道乘机购买了不少度牒。章宗还两次召见王处一，让他参加在亳州（河南鹿邑）太清官为祈嗣而举行的“普天大醮”；丘处机也曾应山东地方官之邀，招降杨安儿、耿京领导的起义军，但未奏效。
第三阶段是鼎盛期，时间从宣宗兴定三年（1219年）至金末。自从宣宗把都城从中都迁至汴京后，蒙古兵又跟踪而至，金朝同时与宋蒙交恶，而后宋蒙又联袂攻金，中原百姓饱受兵燹之苦，辗转沟壑，颠沛流离，幻想有朝一日能脱离苦海，于是纷纷加入全真道。丘处机等没有料到，动**不安的社会反而为全真道的发展提供了契机。由于全真道拥有众多的信徒，蒙古、金、南宋都先后争取该道为其服务。兴定二年（1218年）丘处机居住蓬莱（今属山东），金宣宗多次遣使敦请他出山，因为蒙古攻金，未能成行。次年处机移居掖县（今属山东）昊天观，宣宗又派提控边鄙使召他去开封，为处机婉拒，使者只带回了处机所写颂扬宣宗功德的诗歌回奏。宣宗并不灰心，又派出专使相召，但使臣在路途听说金军将领叛变降宋，无法通过，只得怏怏而归。不久，南宋京东安抚兼总管李全、大名总管、统制彭义斌都曾遣使相召，处机均不应命。元太祖十四年（1219年），远在西域大雪山（兴都库什山）的成吉思汗也遣使相召，善于审时度势的丘处机，断定蒙古人将取得天下，不能错过这一失之交臂的交结机会，立即欣然应命，以七十余岁的高龄，率领18名弟子首途西域。成吉思汗之所以召见丘处机，主要是想求得长生不老之药，延年益寿。丘处机劝他节欲止杀，敬天爱民，成吉思汗对他的言论表示满意，称他为“丘神仙”，让他“掌管天下的出家人”，赦免全真门下道士的差役赋税。丘处机东归后居住在燕京长春宫，那里很快成为全真道活动的中心。
大道教也称真大道教，是金初沧州人刘德仁所创，是道教中较小的流派。该教主张去嗜欲，摒酒肉，勤耕种，耐艰苦，自给衣食，戒目共分9条，都是劝人安分守己，忠君孝悌的。
太一教是金朝天眷年间卫郡道士萧抱珍所创，是华北三大新道教（即全真道、真大道教、太一教）中唯一的符箓派，太一“盖取元气混沦，太极剖判，至理纯一之义也”。以符箓祈禳、驱神弄鬼来愚弄百姓，鼓吹该教专以笃人伦、翊世教为根本。熙宗曾召他赴阙，敕赐观额“太一万寿”。三代师萧志冲本姓王，“乃以法嗣而改萧姓，凡法嗣皆从萧氏，盖祖师之训也”[59]。他初住中都天长观，因河水犯郡城而移居苏门（河南辉县市），求教者接踵而至，“岁所传无虑数千人”。后来他又移住汲县（河南卫辉市）朝元观，讲道授徒。章宗明昌年间，尚书右丞刘玮自大名（河北大名东）移镇河中（山西永济西蒲州镇），路过朝元观时，专门前往拜谒，执弟子礼甚恭。州的副长官移剌前往谒见，见志冲静坐无为，问他有何受用，他回答说：“静中自有所得，非语言可以形容。若无得者，虽片时不能安，况终身乎？”[60]章宗时因皇嗣未立，在亳州太清宫设普天大醮，萧志冲也参与其事。后来又到中都太极宫诵经百日，可见金朝统治者是很重视太一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