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佛教进行控制，并不意味着金代统治者不再重视佛教，从皇帝到戚畹贵族不但优待名僧，而且大量施舍田地、财钱给佛寺，仅世宗时为其生母贞懿太后出家为尼而大兴禅寺、尼院，就由内府出资30万，舍施田地200顷，另赐钱百万。民国初年辽阳城西北角出土的金世宗大定年间建造的《东京大清安禅寺英公禅师塔铭》说，“贞懿太后以内府金钱三十余万，即东都建清安寺”，寺内人数甚多，“中有僮仆四百人”。又云：“初，垂庆寺，即太后所居者，其尼尽戚里贵人，旧例皆以清安入室。”[54]一座寺院僮仆便用400人，僧尼人数之多可以想见！而这些尼姑又是贞懿太后的亲戚故旧，她们到这里来，大概用不着晨钟暮鼓，黄卷青灯，而是安享清逸。由此可见，金朝统治者虽然不许寺院收税，但又慷国家之慨，把大笔金钱投入寺院，这同让寺院收税并没有多大差别，只不过是拐了个弯儿而已。
金代佛教中宗派甚多，但主要流派是禅宗，百余年间兴盛不衰，名僧辈出，最著名的禅师是万松行秀，章宗时请他到内廷讲经，赐予袈裟，让他住在中都西山的仰山。万松行秀著有《从容录》，阐发以佛教为主的三教融合思想，他的弟子李纯甫（屏山）、耶律楚材是金朝末年佛教界中的翘楚，特别是李纯甫著《鸣道集说》，继续发挥万松行秀以佛教为中心的三教融合思想，彻底批判了宋代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等人的排佛论，而宣扬佛法起了很大作用。
1934年在山西省赵城县广胜寺发现了金刻本《大藏经》，是金代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这部《大藏经》系山西省南部有志于佛教的人出资刻印的，发起人是比丘尼崔法珍，从熙宗皇统八年（1148年）至世宗大定年间，历时30年方才刻印完成。接着又把金刻本《大藏经》所收录的章疏、史传、经录等46种未传世的珍籍作为《宋藏遗珍》影印梓行，这些珍籍包括已经散佚而在宋代重译的经律论目录《大中祥符法宝录》、《景祐新修法宝录》、《天圣释教总录》等。另外，金代也在如今的北京市房山县刻造石经，据说直到章宗明昌年间，刻经还在进行。
三、道教
金朝统治者在崇佛的同时，也不菲薄道教，“金国崇重道教，与释教同。自奄有中州之后，燕南、燕北皆有之。所设道职，于帅府置司，正曰道录、副曰道正，择其法篆精专者授之，以三年为任，任满则别择人”[55]。到了熙宗时，又设置道阶，共分6等，有侍宸、授经等，“诸大贵人奉一斋施，动获千缗”[56]。
金代以前的道教无非是丹鼎派、符箓派，金代则在这两派之外，新增了全真教一派。女真人在入主中原后，中原地区的汉人上层分子虽有一部分与女真政权合作，但大部分汉人因社稷倾覆，山河破碎，深受民族压迫而心情抑郁，他们需要道教作精神慰藉，金朝统治者也想利用道教麻醉百姓，缓和社会矛盾，于是新道教便应运而生。金熙宗时沧州（今属河北）人刘德仁采用老子《道德经》的主旨创“大道教”，劝人安守贫困，知足常乐，不妄求于人。大道教在河北一带流传很广。在刘德仁之前已有卫州（河南延津北）人萧抱珍创的“太一教”，流传于河南一带，主要特点是用“太一三元法箓”为人祈祷治病。这两个民间新道教流派虽然都得到了金代统治者的承认，但因教主文化素养较低，教义又过于简单，不能涵盖道教的传统文化，也不能满足社会上对道教的需求，另创一个层次较高的道教流派已是大势所趋。在这种情况下，有个叫王喆的人，顺应时代思潮，在北方创立了新的道教学派——全真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