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人信仰佛教甚早，可以追溯到其始祖函普时期：“金之始祖讳函普，初从高丽来，年已六十余矣。兄阿古乃好佛，留高丽不肯从。”[48]函普兄弟三人，阿古乃为长，函普还有个弟弟叫保活里。他们本是女真人，后其地为高丽所居，因此史书说他从高丽来。函普之兄已经信奉佛教，函普是否信佛，史无明文，但从《三朝北盟会编》上女真人“奉佛尤谨”[49]的记载来看，不排除函普信仰佛教的可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金代的佛教文化受到邻近的高丽、渤海和南宋的影响，而在佛教国家化、佛教艺术与禅宗等方面，则全盘继承了辽朝的做法。
佛教在金国有严密的组织，僧人中德高望重者，由皇帝赐号，或称“大师”，或称“大德”。在京城的僧人称国师，帅府的僧人叫僧录、僧正，各郡的僧人叫都纲，各县的僧人称维那。国师称号赐予京城中年老而又位尊的僧人。国师甚有威仪，地位相当于王者的老师，皇帝有时也要向他下拜。国师都披红袈裟，升堂问话。帅府的僧职叫僧录、僧正，一般选择道行高者担任，任期为3年，3年任满，另择他人。也设立官府，配备人役，受理僧尼之间的诉讼，穿紫袈裟。各郡的僧职都纲，任期也是3年，有师的称号者赐紫袈裟，无称号者穿戴与一般僧人相同。各县僧职维那，受理本县僧尼诉讼，杖责以下可以自行做主，杖责以上的刑罚要申报到僧录、都纲司那里解决。
女真人甚重视佛教，“浮图之教，虽贵戚、望族，多舍男女为僧尼”[50]。金太宗完颜晟不但自身皈依佛门，而且每年设立斋会，举行饭僧活动，参加的僧尼多达万人。皈依佛门既可解决衣食之厄，死后又可进入极乐世界，因此蚩蚩小民从者如流，太宗不得不在天会八年（1130年）下诏“禁私度僧尼”[51]。熙宗崇信佛教，对僧侣颇为优渥，太子济安有疾时，“上与皇后幸佛寺焚香，流涕哀祷，曲赦五百里内罪囚”。济安死后，熙宗又“命工塑其像于储庆寺，上与皇后幸寺安置之”[52]。上京之地有庆元、储庆等6座寺院，香火之盛，可见一斑。储庆寺是名僧海慧奉熙宗之命修建的。还有一个叫悟铢的汉人和尚，在皇统年间被熙宗任命为都右街僧录，后来成为燕京佛教界的大师。
世宗对于佛教并不放任自流，而是实行了严格管理，剃度僧人和创建寺院是两件至关重要的事，倘管理不善，必然会造成混乱，金朝规定，度人出家与创建寺院均由官方经营筹划，私人不得染指，违者严惩不贷。为保证僧人质量，防止滥竽充数，政府派人按照规定的时间和人数举行度僧考试。考试甚为严格，即使是应考童僧，也要熟悉《法华经》《华严经》《报恩经》等5部经典。对童尼的要求稍为放宽，可以减少一半。寺院还有近似佛教学位的考试，按规定3年举行一次，每次80人，考试内容在经律论内。金代僧官制度是承袭而来，但只能在规定的权限内活动，不许干预政治。辽代寺院享受“二税户”的特权，即国家与寺院共同享用民间缴纳的税金，金代则全部将税收收归国有，寺院无权过问。辽代的“邑社”制度虽然在金代仍然存在，但权力已不如那时显赫，所筹资金主要用来帮助寺院刊印、收藏藏经，有时也用来解决寺院僧人生活上的困难。比起辽代来，金朝对佛教的控制是比较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