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福成等人研究契丹小字，用的是比较法。所谓比较法，其实并不复杂，也就是拿契丹文哀册与汉文哀册对比，在各个契丹字哀册之间进行比较，从而确定哪一个契丹字与哪一个汉字相当，然后了解那个契丹字的含义。比如某皇帝的哀册，汉文的哀册与契丹文的哀册含义应当相同；再如某皇后去世的年、月、日，无论是汉文还是契丹文，都应当是一样的，有了汉文的年、月、日，对应的契丹文年、月、日，也就可以确定了。在契丹文哀册中先找出纪年部分，再判定哪些字是表示年、月、日的，反复推敲，直到正确无误为止。这不失为一种最简捷、最科学的释读方法。我国学者就是运用这种方法，取得了第一批科研成果的。如罗福成先生利用此法释读了除“五”“九”以外的全部个位数词；除了“丁”“戊”“癸”以外的全部天干和除了“申”“亥”以外的全部地支，还认出了“寿昌”“大康”“乾统”“重熙”等年号。厉鼎煃先生破译出“墓志铭”“铭曰”“词曰”“奉敕撰”，等等。郑绍宗、王静如、陈述等先生也提供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对契丹小字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是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5人合著的《契丹小字研究》一书。这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契丹小字进行了新的探索，把对契丹文的解读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被日本学者誉为“划时代的新研究”。
过去对契丹文的研究虽然成果不少，但缺陷也比较显著，主要是释读偏重语义，结合语言探讨不够，对契丹语中的特殊语法关系也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总之，还没能达到把语音、语法、语义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解读契丹文字这样一个科学的要求”[10]。《契丹小字研究》一书则克服了这些缺点。该书作者以《郎君行记》为突破口，搜集了其他契丹小字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先准确无误地找出契丹小字的义，然后探索出音，由此循序渐进，辨认出一些新词。新词掌握得多了，再进一步探索出一些规律。如名词的变化、动词的变化、音节组合的方式等。《契丹小字研究》一书的作者通过不懈的努力，释读出契丹小字语词370多条，加上前人释出70多条，共达450多条；分析词法形态70种左右，对其中有二十几种附加成分作了不同程度的说明，这些成果是很喜人的。
国外学者对契丹文也进行了研究，不过那是近几十年的事，主要是日本和苏联的学者。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羽田亨、鸟居龙藏等对契丹语言文字作过介绍，真正对契丹文有研究的是山路广明、村山七郎、长田夏树、爱岩松男。
山路广明认为全部契丹文都脱胎于汉字，是模仿汉字制成的。他对一些契丹原字作了分析，构拟出其音值，推测出某契丹字来源于某汉字。他运用音、义、形相结合的方法解读契丹字并探索其造字途径，构拟出七十多个原字的音值，其中符合或接近语言事实的有十多个。
村山七郎提出，要解读成功未知文字文物须有3个条件，即：明确书写未解读文字资料所用的语言系统；明确书写未解读文字资料所用文字的文字系统；如有对译，应弄清楚未解读文字资料的内容。但是他说契丹小字的文字系统来源于突厥，前提就错了，因此研究成果也就不可靠了。
长田夏树认为契丹语从语言系谱上说应属蒙古语族，他对于契丹字出现的位置、频率和附加成分使用情况的研究，很有参考价值。利用统计方法获得的数据固然有助于音值的构拟，但这种方法必须与其他方法结合起来使用，结论才能完美。
爱岩松男认为，契丹字之所以很快便被废弃，是因为其本身存在着很大弱点，因此，对契丹字的研究，首先要确定和文字有密切关系的语言，据此来考定未解读文字各自的意义与音值，走向字母和字头的分析。根据这一理论，他先认定契丹语属蒙古语系。他从分析12个日期记载入手，归纳出10个数词、天干、地支、年号和其他一些词的读法。
苏联学者鲁道夫认为，契丹文属于一种特殊的音节文字，字形总的特征是，大多数情况下与音节相一致，某些情况下与复杂的单词相一致，音节符号的排列不是一直行，而是两相并列，由左而右，由上而下，如方块汉字一样，且有固定的字形，有词尾。
另一苏联学者沙夫库诺夫把契丹小字与女真小字混为一谈，把金代用契丹小字写成的《郎君行记》碑文错误地判断为女真文，但是他对契丹文中三十多条词目的五十多个原字音值的推定，比其他苏联学者更正确。
契丹大字因比契丹小字解读更困难。因此国内外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研究成果相对来说还比较少。阎万章根据萧孝忠墓志等资料释出“大安”“重熙”“统和”“咸雍”等年号以及“年”“月”“日”，还有部分干支和数目字；刘凤翥根据《北大王墓志》释出“开泰”“太平”“元年”等契丹大字，特别是他考证出汉文中的“乣”字是混入的契丹大字，读音应为yan。金永年也考证出了一些契丹大字词语。
总之，国内外学者对契丹文字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成果是很丰硕的。人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研究手段的越来越完善，还会有更多的成果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