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释道之争主要是指全真教徒与佛教徒的冲突。全真教也称全真道，金朝海陵王正隆年间，咸阳人王喆所创。他有弟子7人，号七真，长春真人丘处机即是其中的一个。丘处机是山东栖霞人，曾被金世宗召见过，后来回到山东，在那里招收信徒传教。成吉思汗攻打中亚时，丘处机应诏前往中亚谒见，受到了成吉思汗的盛情款待。从而揭开了全真教史上极为辉煌的一页。丘处机死后，由弟子宋道安主教事，传位给弟子尹志平，尹志平又传位给李志常。在蒙古国时期，全真教的势力呈上升趋势。由于全真教徒不遗余力地为新当权的蒙古统治者摇旗呐喊，因而受到蒙古汗廷的宠遇。就是那些据地自雄的大大小小北方军阀，也同全真教关系密切。在蒙古人灭金前后的一段时期内，到处都在修建道观，“芝宫琳宇，金碧相望”，是全真教的鼎盛时期。
永乐宫三清殿（元）山西芮城
但是，全真教从它形成之时起，就与释教处于对立地位，个中原因是“出自其他教派对暴发户全真道的嫉恨”[16]。从道教史籍来看，释道两派在大规模的冲突之前就有小矛盾产生了。如《金莲正宗纪》记述一个叫谭处端的道士，已经有了很多门徒，还要四处乞食。在到一佛寺乞食时，被佛寺的禅师以拳击落两齿，谭处端并不还手，和血咽入腹中。别人愤愤不平，欲为他讨回公道，他但笑而稽首，表示出雍容大度，不与人争的气量，从此名满京洛。还有一个叫王处一的道士，受到过金世宗的召见，也招致佛教徒的忌恨，他们暗中用金钱收买世宗身边的人，让这些人给世宗说，王处一并非真仙，可以让他饮鸩酒做试验。世宗听信了侍从的话，在接见王处一时，赏赐给他三杯鸩酒。奇怪的是，王处一饮后，平静如常，并未中毒。世宗这才相信王处一法术无边，甚为敬佩，赐给他金冠、法服。这段记载是否属实，另当别论，但佛道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却是显而易见的。
丘处机因成吉思汗的宠遇而使全真道出尽了风头，获得了汗廷的支持，使得全真道在与其他教派发生冲突时占有优势。尽管成吉思汗也不菲薄佛教徒，但他们不具备丘处机谒见成吉思汗归来后的那种无与伦比的显赫势力，加上当时战乱频仍，百姓避难于佛寺中就得削发，将来难以返俗，因此多遁入道门，这就无形中扩大了道教的势力。全真道抓住这一机会，拼命扩大自己的影响，竭力贬抑佛教。他们不仅抢占佛寺土地、房舍，将其改为道观，而且故意贬低佛教经典，又将释迦牟尼的塑像排在老子像之后，有些道教徒还想统管佛教徒。这一切都使佛教徒大为不满。佛教徒也使尽浑身解数，力图振兴佛教，海云和尚是最积极的一个。此人8岁出家，元太祖九年（1214年）谒见成吉思汗，被成吉思汗称之为“小长老”，后入燕京（北京）庆寿寺，任掌书记。元太宗七年（1235年）奉旨主考僧徒。不久，主持庆寿寺。乃马真皇后元年（1242年），应召转入忽必烈帐下。当时忽必烈还是一位藩王，海云对忽必烈大讲儒、释、道三教中佛法最直，应居三教之首。既然褒扬佛教，就必然贬低道教。偏偏在宪宗即位前后，全真教刊刻道藏时，又大肆宣扬老子，更使佛教徒恨之入骨，释道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