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灭渤海后，与高丽成了毗邻之国。两国时而朗月霁风，使轺往还，时而兵戎相见，大动干戈。圣宗当国期间，有不少契丹人投奔高丽。据郑麟趾的《高丽史》一书记载，高丽睿宗时南京（汉城）附近的契丹人即达数万之多，每逢节日时，便聚集一起，表演契丹戏，高丽人也前往观看。因高丽系辽朝属国，辽朝册封时，往往赐以玉册、封印、冠冕、车辂、鞍马等，高丽的皇帝肯定从这些封赐中受到了浸润和熏陶。对高丽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辽朝赐予的大藏经了。辽道宗清宁九年（1063年），辽朝赠送大藏经给高丽，高丽的皇帝文宗为表示虔诚，专门备法驾至西郊迎接。高丽藏经以宋版和契丹版为原本雕成，然后送给辽朝一部。辽道宗太康九年（1083年），“诏僧善知雠校高丽所进佛经，颁行之”[23]。以后辽朝又几次向高丽赠送大藏经。后来高丽显宗时雕版的初刻大藏经被蒙古军烧毁，高丽不惜工本，斥重金花了十几年时间镌刻，其中一部分系契丹人所著。目前庋藏在韩国海印寺的高丽大藏经，就是对照契丹大藏经校勘的。辽圣宗时“高丽遣童子十人来学本国语（契丹语）”[24]。辽朝和高丽还懋迁有无，以满足自己的需要。辽朝输入高丽的物品有绫罗、家畜等，高丽输入辽朝的有贡平布、大纸、黑笔、龙须草席等。这些物品对双方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正如高丽仁宗的诏书所说：“华夏之法，切禁丹狄之俗，今则上自朝廷，下至民庶，竞华靡之风，袭丹狄之俗，往而不返，深可叹也。”[25]这里所说的丹狄当指契丹而言。高丽国王对本国沾染辽国的风俗感到忧虑和无奈，其实这种文化交流对两国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渤海国经济、文化水平比辽朝要高，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灭渤海后，保持了渤海原有的封建秩序，又把大量渤海遗民迁入契丹地区，这种措施为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方便。据《契丹国志·王沂公行程录》记载，宋仁宗时王曾使辽，“又过芹菜岭，七十里至柳河馆，河在馆旁。西北有铁冶，多渤海人所居，就河漉沙石，炼得成铁”。可知冶铁是渤海人的特长。又云“富谷馆，居民多造车者，云渤海人”。辽朝对内对外战争频繁，冶铁和造车无疑都是辽朝统治者所需之物。
契丹与回鹘关系密切，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皇后述律氏的祖先就是回鹘人。辽圣宗统和十九年（1001年）“回鹘进梵僧名医”[26]，从此回鹘人的医药传入契丹。契丹人吃的西瓜，也是从回鹘引进的。后周年间从契丹归来的胡峤曾说：“自上京东去四十里……明日东行，地势渐高，西望平地松林（内蒙克什克腾旗一带），郁然数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复棚而种，大如中国（指中原汉地）冬瓜而味甘。”[27]西瓜由回纥（即回鹘）传入契丹，再由契丹传入内地，如今已是全国遍地皆种植西瓜了。西北地区的甜瓜如哈密瓜之类，也是由回纥先传入内蒙和东北地区，然后传入内地的。契丹境内还有一种回鹘豆，顾名思义，当是从回纥传入的，这种豆“高二尺许，直干，有叶无旁枝，角长二寸，每角止两豆，一根才六七角，色黄，味如粟”[28]。西北地区的高昌（新疆吐鲁番县东南高昌废城）、龟兹（新疆库车县东郊皮朗旧城）、于阗（新疆和田县境）、甘州（甘肃张掖）等地，都与辽朝有贸易往来，高昌国主甚至亲自与辽国讨价还价。这些地区还每三年一次遣使入贡于辽，贡品有玉、珠、犀、乳香、琥珀、玛瑙等，辽国也给予他们赏赐。双方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是很频繁的。
三、辽与中亚的文化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