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辽与宋、中亚的文化交流
一、辽与宋朝的文化交流
辽宋曾经交恶，自“澶渊之盟”后两国关系步入了一个新阶段。双方聘使往来络绎不绝，使臣名目繁多，有贺正旦（农历正月初一）、生辰使，还有告登位、赠馈等使。据统计，从景德元年（1004年）至北宋末的宣和三年（1121年）的117年间，仅贺生辰使一项，宋遣使赴辽140次，辽遣使赴宋135次；为贺正旦而派遣的使臣，宋赴辽139次，辽赴宋140次；为祭吊而派遣的使臣，宋赴辽46次，辽赴宋43次；因有事商讨而派使的，宋赴辽19次，辽赴宋20次。如此频繁的使节往来，必然密切了宋辽之间的文化交流。
壁画《鞍马仆从图》（辽）
由于辽朝天子和大臣中不少人汉文修养很深，君臣之间常诗文酬答，一旦有名家辞章传入辽境，他们便爱不释手，竞相刊刻流布。如“张芸叟奉使大辽，宿幽州馆中，有题子瞻（苏东坡）《老人行》于壁者。闻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篇，谓《大苏小集》。子瞻才名重当代，外至夷虏，亦爱服如此”。[1]甚至出现了“逢见胡人问大苏”的盛况。苏辙写过一篇《服茯苓赋》，他出使契丹时，负责接待他的辽朝官员对他说：“令兄（指苏辙之兄苏轼）内翰（唐宋称翰林为内翰）《眉山集》已到此多时，内翰何不印行文集，亦使流传至此？及至中京（内蒙宁城），度支使郑颛押燕为臣辙言：先臣洵所为文字中事迹，颇能尽其委曲。及至帐前，馆伴王师儒谓臣辙，闻常服茯苓，欲乞其方。”[2]可见辽人对三苏均知之甚稔。在辽、宋之间的边境贸易中，中原汉族的经典书籍也是宋朝向辽方输出的商品之一。宋真宗景德年间，朝廷下令说：“民以书籍赴沿边榷场博易者，自非九经书疏悉禁之，违者案罪，其书没官。”[3]神宗熙宁年间，又重申这一禁令。这里明确说明，除九经以外的书籍，不准流传出宋朝境外。事实上，一纸禁止根本堵塞不了其他书籍流传到辽国去，通过民间贸易的途径，其他书籍流入辽国者当不在少数。到了元丰年间，“复申卖书北界告捕之法”[4]，但是收效甚微。辽朝上下均喜欢汉文，甚至契丹小儿启蒙，也多以汉人诗词为教材：“契丹小儿初读书，先以俗语颠倒其文句而习之，至有一字用两三字者，如‘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两句，其读时则曰：月明里和尚门子打，水底里树下老鸦坐。大率如此。”[5]
“澶渊之盟”后，辽、宋交往增多，辽方“为了在出使、报聘、接伴、送伴等一系列活动中，避免鄙陋无文，他们需要一批知识分子，其他方面需要文化人才的机会也加多了，这些人才主要来自科举的选拔，因而扩大了科举的范围”[6]。要参加科举必须读书，按照辽朝政府的规定，莘莘士子读的多是汉文经典，如《五经传疏》之类。由于佛教在辽朝盛行，从圣宗迄于天祚，都在涿州云居寺（北京市房山石经山）镌刻石经，他们木版雕印的“辽藏”，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都超过了“宋藏”。
在音乐、戏剧、医药卫生、绘画等方面，辽宋双方都有互相吸收和继承之处。辽代音乐分大乐、雅乐、散乐、国乐、铙歌、横吹乐等，其中大乐、雅乐、散乐是吸收的汉族音乐，是辽太宗耶律德光从后晋学来的。辽代册封皇后时，“呈百戏、角觝、戏马以为乐”，戏马是契丹人固有的风俗，百戏、角觝则来自汉族。《汉书·武帝纪》就有“元封三年（前108年）春，作角觝戏”的记载，这种角觝戏与摔跤相似。辽太宗曾多次观看俳优演戏，内容多是敷衍汉族故事。如宋仁宗时孔道辅出使辽朝，辽朝邀请孔道辅看戏，内容是演孔子的，演完之后令道辅相谢，道辅说：“中国与北朝通好，以礼文相接，今俳优之徒侮慢先圣而不之禁，北朝之过也，道辅何谢？”[7]汉族演戏，从未出现过孔子形象，倒是契丹人开了风气之先，把孔子的形象搬上了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