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图塔最先到过的中国城市是泉州，因环城种植刺桐树，又被称为刺桐。他说泉州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对广州印象颇佳，那里“是一大都市，街市美观，最大的街市是瓷器市，由此运往中国各地和印度、也门”。他路过杭州时，见那里居住有犹太人、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他住在一个埃及人家里，那人是穆斯林，在杭州修建了一座大清真寺。无论是泉州、广州或杭州，都有包括北非的阿拉伯人居住，因长期定居在那里，逐渐都被汉化了。杭州旧称临安，系南宋都城，入宋贸易的西域人多喜欢在这里居住。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云：“杭州荐桥侧首，有高楼八间，俗谓八间楼，皆富实回回所居。”所谓“富实回回”，就是西域来的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居住既久，修建清真寺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明人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也说，自宋室南徙临安，原居中原的夷人也随驾而南。元代西域人归附者多编管于江、浙、闽、广之间，而以杭州最多，号称色目种。元代延祐年间，一个叫阿老丁的回回人在杭州建了一座清真寺，这对中国与非洲的宗教文化交流，起了很好的作用。
拔图塔在其游记中记述，元朝时中国人已用煤作燃料，在市场交易中已使用纸币。他赞叹：“中国地域辽阔，物产丰富，有水果、五谷、黄金、白银等，皆是世界各地无法与之比拟的。”中国蔗糖之质量“较之埃及蔗糖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丝绸与瓷器，给他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中国瓷器运销印度等地区，直至我国马格里布。这是瓷器种类中最美好的”。伊本·拔图塔是促进中非文化交流的重要人物。
二、元朝与欧洲的文化交流
蒙古人的西征及四大汗国的建立，特别是钦察汗国和伊儿汗国的疆域，实际上已与欧洲国家毗邻。由于交通方便，也由于元朝统治者想利用形形色色的宗教迷信来麻醉百姓，以利于自己的统治，便对各种宗教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政策，于是，基督教（也里可温）、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得以陆续进入元朝传经布道，建立教堂，并享受免除赋税、徭役的优待。欧洲各基督教国家与罗马教廷对蒙古人摧枯拉朽的兵锋惊慌不已，为了解除这一威胁，并利用蒙古人的力量对付伊斯兰教势力，便派遣僧侣充当使者兼传教士入元，想通过宗教的影响来捍卫自己的利益，防止蒙古人的东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