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朝与非洲的文化交流
远在唐宋时期，中国与非洲已有贸易往来，到了元代，这种关系又有了新的发展。这是因为，元代疆土广袤，亚欧大陆都在蒙古统治者的控制之下，为了同宗藩国联系，为了发展对外贸易，都需要一条畅通无阻的海上交通线，而当时的元朝也具备了较高的航海和造船技术。正如元末人王礼所说，“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交通的发达，使山水迢递的路程一下子缩短了。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在他的《游记》里叙述元朝船只时说：“每一大船役使千人，其中海员六百，战士四百……船上皆有甲板四层，内有房舱、官舱和商人舱，官舱的主室附有厕所，并有门锁，旅客可携带妇女、女婢，闭门居住……水手们则携带眷属子女，并在木槽内种植蔬菜鲜姜。船总管活像一大官。”在元代就能造这样大的船只，而且水手可以在船上种植蔬菜，这就为中非海上交通提供了便利条件。
元朝与非洲的文化交流，我们可以从中国旅行家汪大渊和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的书中窥知一二。汪大渊是江西南昌人，约生于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前后，曾两次随商船出海，到过数十国，回国后根据亲身经历写成《岛夷志略》一书，传说之事，一概不载，因而可以征信。他到过埃及，当时统治埃及的是马木路克王朝。马木路克王朝的素丹（国王）曾在耶路撒冷之北阿因·扎卢特平原击败蒙古军队，收复大马士革等中东地区，阻止了蒙古人的西进。马木路克的统治者曾遣使至元朝，表示与元朝友好，汪大渊在这种背景下访问了埃及。该国“有酋长，元临漳（今属河北）人，陈其姓也。幼能读书，长练兵事。国初领兵镇甘州（甘肃张掖），遂入此国讨伐，不复返”[111]。这个姓陈的元朝将领，极可能是在阿因·扎卢特战役中失败被俘的，他既在埃及当酋长，必然把中国的风俗习惯带到了那里。位于非洲东海岸的层摇罗国（也作层拔罗国，即桑给巴尔），范围包括今索马里南部至莫桑比克沿岸地带和岛屿。那里出产红檀、紫蔗、象牙等，用来换取东方的金银、绸缎和瓷器。这些绸缎和瓷器多半是从元朝运去的。千里马国是东非诸城邦格迪的旧称，15至16世纪这里曾大兴土木，修建房屋和城墙，17世纪初被废弃。“从1948年起，西方考古学家对格迪废墟进行发掘，结果出土了很多中国古瓷片，其中包括元代釉里红瓷瓶。这说明元代与格迪城邦有贸易往来，汪大渊到过此地也在情理之中。”[112]
与汪大渊访问非洲几乎同时，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也访问了中国，这是中非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拔图塔为摩洛哥丹吉尔人，出身于穆斯林法官世家。21岁时赴麦加朝圣，从此开始了他的旅游生涯，到达波斯、阿拉伯半岛、东非、小亚细亚、拜占庭、钦察、中亚等地。1333年到了印度德里。1342年，元顺帝派使臣至印度，德里算端委派拔图塔率使团回访元朝。不幸的是航行中遭遇风暴，使团失散，拔图塔备尝艰辛，经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孟加拉、印度尼西亚等地，最后到达泉州，后来又去过广州、杭州、大都等地。1349年回摩洛哥，然后又游历西班牙、中西非等处。1353年底，拔图塔再次回到摩洛哥，口述其旅行见闻，由摩洛哥算端派秘书记录，1355年整理成《伊本·拔图塔行纪》一书。该书为阿拉伯文多卷本，流传的是节写本，原文收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1958年在法国出版了阿拉伯文与法文对照本，迄今世界各地已有15种节译本或全译本问世，1985年我国也有了中译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