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西夏、金、元的统治者深知，只有吸收中原封建文明，笼络汉族士大夫并发挥其专长，才能发展和壮大自己，因此不遗余力地搜罗汉族人才，使他们为自己服务。如辽朝初期的汉族儒士康默记、韩延徽、韩知古、张砺，辽朝中期的韩德让、张俭、马得臣等人，在制定礼仪制度，传播汉族先进文化方面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尤其韩德让后来被赐名为耶律隆运，辽朝统治者为了倚重他，景宗承天皇后竟不惜纡尊下嫁，这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金朝初年的刘彦宗、时立爱、韩企先等制定典章制度，参决大政，立功甚多。西夏初年的汉族儒士张元、吴昊投奔元昊后，“元昊大悦，日尊宠用事，凡夏人立国规模，入寇方略，多二人教之”[9]。就连宋朝放出的宫女，元昊也要置诸左右，以便从她们身上学习汉族先进文化。元昊之子谅祚即位后，杀掉专权跋扈，专门推行蕃礼的外戚没藏讹庞，任用汉人景询为枢密使，改蕃礼为汉礼，推行汉族先进文化。其他一些汉族儒士中，有掌文教科举者，有翻译汉文典籍者，他们为沟通党项与汉族的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蒙古人在攻打南宋时，就在军中搜求儒、道、释、医、卜者等人物，忽必烈更是不遗余力地延揽汉族儒士，于是窦默、王鹗、刘秉忠、许衡等名流耆宿联翩而至，成为忽必烈的重要谋士。
另一方面，各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也对汉文化情有独钟，努力学习汉文化。辽太祖、辽兴宗、辽道宗、金熙宗、海陵王、金章宗、西夏仁宗、元文宗、元顺帝等人汉文修养甚深，吟诗作词，均是行家里手。至于大臣当中，擅诗词、精绘画、通音律者更是不在少数。正是这一批人把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的汇合推进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三）在政治制度上采用汉官体制
辽朝统治者治国的特点是因俗而治，即“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具体地说，就是在机构设置上分北面官和南面官，北面官处理契丹各部和其他游牧、渔猎部族事宜，长官由契丹人担任；南面官处理汉人、渤海人事宜，长官由契丹、汉人、渤海人担任。这种北、南面官制度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汇合后形成的新特色。金朝在太祖、太宗时虽实行汉官制，但时兴时废，徒有虚名。熙宗时始借鉴辽、宋官制，设三师、三公，并以三省为最高决策机关，三省取代了诸勃极烈对国事的决定权。至天眷元年（1138年）颁行官制时，废除勃极烈制，一律按汉官制换授。正隆元年（1156年）海陵王改革官制，世宗时又略加调整，至此，金朝的官制便与中原王朝的官制完全接轨了。西夏王朝建立后，在政治制度上竭力仿效中原王朝，依照宋朝制度设立官职、如枢密院、三司、御史台等，官职的职掌与宋相同。比照中原王朝设置官僚机构成为西夏政治的一个特色。历史证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在政治制度上如果不效法汉人，就很难统治下去，换句话说，一旦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进入中原，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的汇合便成为历史的必然。设立学校，实行科举考试，也是这两种文化汇合的产物。
汉族百姓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杂居，加速了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汇合的进程。辽初大批汉人、渤海人曾迁往上京、中京（均在内蒙古昭乌达盟）从事农耕，统和年间又有许多汉人迁往胪朐河（蒙古人民共和国克鲁伦河）畔及镇州（蒙古人民共和国布尔根省哈达桑东青托罗盖古城）屯田垦种，增加了汉人与契丹、渤海人接触的机会。金朝初年曾将汉、契丹、渤海、奚人等迁往上京（黑龙江阿城）等地，他们为女真社会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及农业、手工业、畜牧业技术。随着金朝统治重心的南移，汉人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北移被女真人的南迁所取代。天会至皇统年间，金朝统治者陆续将猛安谋克人户迁入河北、山东、陕西等地，用意是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金宣宗由中都播迁汴京，河北军户迁徙河南者达几百万口。这一批女真人长期处在汉族势力包围之中，受到比较先进的文化与经济的影响，因而加快了自然同化过程。元朝时期，随着蒙古人入主中原，一批蒙古人、色目人进入了内地。他们或致仕后卜地而居，或因屯戍而即营为家，或因经商而寓居不返，与汉人杂居。如一部分西夏人迁居合肥，契丹人迁云南，畏兀人移居南阳、云南，乞儿吉思人入山东，回回人更是遍布全国，形成大分散、小集中的局面。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汉人被遣送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如元统治者多次遣发汉人士兵到漠北屯田。这些杂居区的各族人民又互相通婚，久而久之，他们在语言、服饰、生活习俗等方面都有了共同之处。汉族与各少数民族既有自己的特色，又吸收了对方的长处，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的汇合真称得上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