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与宋朝的文化交流
金国与辽朝作战时，开始是反抗压迫的正义战争，由于金朝当时还处于奴隶制社会，战争一开始就带有很大的掠夺性。转入对宋战争后，又变本加厉地烧杀掠夺，如宋金联合攻下燕京后，按照事先达成的协议，应将此城交给宋朝。金朝撤兵时，“燕之职官、富民、金帛、子女，皆为金人尽掠而去，唯存空城而已”[37]。金人盘桓燕京将近半年，久客欲归，士兵到处剽掠财货，户户遭受洗劫，家家室如悬磬，居民多逃匿山谷，弄得城市丘墟，狐狸穴处。北宋灭亡后，金兵“凡所经过，尽皆焚燹”[38]，“虏骑所至，惟务杀戮生灵，劫掠财物，驱掳妇人，焚毁屋舍产业”[39]。史籍中类似的记载，不胜枚举。女真贵族的烧杀掠夺政策激起了汉族、契丹族人的强烈反抗，揭竿起义者不绝如缕。在这种情况下，女真族统治者不得不改弦更张，调整政策，对被俘与归降者多加抚慰，允许其自赎为良民；不再把降兵降将及新占领区百姓编入奴隶制的基层组织猛安谋克；不准将士掳掠；重视恢复农业生产。通过这些措施，在中原站稳了脚跟。社会秩序的稳定，为金、宋文化上的交流提供了条件。
铁犁镜（金）
宋、金的文化交流主要是女真人对汉文化的吸收，但在宋、金对峙时期，金朝一直占上风，因此女真文化在汉人中也有相当影响，“女真人吸收汉文化，主要通过三条途径：一是从降金和陷金的汉族士人与官吏获得；再是向被扣留于金的宋朝使臣学习；三是提倡学习儒家经典和汉人诗文集。”[40]女真贵族在进入汉地之初，排斥汉族文化，制造民族隔阂，甚至强迫汉人薙发，“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41]。为了防止女真人汉化，又规定“女真人不得改称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42]。对于迁入华北地区的猛安谋克也防范甚严，不准他们和汉人接触，猛安谋克户都是单独筑垒于村落间，“所居止处皆不在州县，筑寨处村落间，千户百户虽设官府，亦在其内”[43]。但是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一纸禁令是阻挡不了的。那些猛安谋克户虽然独设村寨，但与汉人比邻而居，自然就有接触的机会，因此学习汉语是当务之急。金世宗曾对他的子弟说：“汝辈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直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44]身为女真贵族子弟而不通晓女真族语言文字，这说明在日常生活中汉语的重要，已超过了女真语，同时也说明在公共场合，汉语已取代女真语了。世宗时完颜璟（后来的章宗）晋封为原王，“入以国语（女真语）谢，世宗喜，且为之感动，谓宰臣曰：‘朕尝命诸王习本朝语，惟原王语甚习。’”[45]诸王之所以不肯学女真语，是因为在交往中须用汉语，因此懂女真语的人越来越少了。
北宋灭亡，女真人占有中原后，学习汉文化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态度，“虏既**中原，国之制度，强效华风，往往不遗余力，而终不近似”[46]。为了和汉人交往方便，女真人改汉姓者甚多，虽然统治者三令五申，“女真人不得改汉姓”，但改汉姓者还是越来越多。据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统计，改汉姓的有：“完颜汉姓曰王，乌古论曰商，乞石烈曰高，徒单曰杜，女奚烈曰郎，兀颜曰朱，蒲察曰李，颜盏曰张，温迪罕曰温，石抹曰萧，奥屯曰曹，孛术鲁曰鲁，移剌曰刘，斡勒曰石，纳剌曰康，夹谷曰仝，裴满曰麻，尼忙古曰鱼，斡准曰赵，阿典曰雷，阿里侃曰何，温敦曰空，吾鲁曰惠，抹颜曰孟，都烈曰强，散答曰骆，呵不哈曰田，乌林答曰蔡，仆散曰林，术虎曰董，古里甲曰汪。”[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