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伟大发现是这样的：灵魂生活结构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在童年期伊始就已经形成。从本质上说，这并不是什么大胆的发现，所有时代的伟大学者都有过相似的发现。其新颖之处在于这一事实，即我们能够将儿童期经验、印象和态度（只要我们能够确定这些经验、影响、态度）与后来的灵魂生活现象联结成一种确定无疑、不间断的模式。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能够将童年期伊始的经验、态度与往后成年的经验、态度作比较；在这一点上，我们有了重要的发现，即绝不可把精神生活的单个表现视为自足的实体。据了解，只有当我们把这些单个表现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部分时，我们才可以理解它们；只有当我们确定这些单个表现在一般活动类别和整个行为模式中的地位——只有当我们能够发现个体的整个生活方式并彻底弄清其儿童期态度的隐秘目标与他成年后的态度完全相同时，我们才会重视它们。简言之，这以惊人的清晰性证明，从心理运动的观点看，根本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某些心理现象的外在形式、具体化、言语化有可能发生变化，但其基本原理、目标、动力，以及一切将精神生活导向其最终目标的东西则始终保持不变。一个具有焦虑性格、心里总是充满怀疑和不信任并不遗余力地把自己孤立于社会之外的成年患者，他的表现与他三四岁时的性格特征和心理活动完全一样（虽然由于儿童期的天真单纯，这些性格特征和心理活动可以得到更为明晰的解释）。因此，我们规定，对于所有患者，我们的大部分研究都针对其儿童期展开；这样我们便掌握了一种艺术，即当我们了解了某个成年人的童年期情况但还没有人告诉我们他目前的情况时，我们常常能够说出他的性格特征。我们把从作为成年人的他身上所观察到的东西，视为他在儿童期所经验到的东西的直接投射（projection）。
当我们听到关于某个患者儿童期的非常生动的回忆，并知道如何正确地解释这些回忆时，我们就能非常精确地重新建构患者现在的性格。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利用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人很难偏离他在儿童期所形成的行为模式。几乎没有人能够改变他们儿童期的行为模式，尽管在成年期，他们的处境与儿童期完全不同。成年生活中态度的改变并不一定预示着行为模式的改变。精神生活的基础通常不会发生改变；个体在儿童期和成年期均保持同样的活动轨迹，而这往往会导致我们做出这样的推断，即他的人生目标也不会发生改变。我们之所以将注意力集中于儿童期经验（如果我们希望改变行为模式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不管我们是否改变一个成年个体的无数经验和印象，对他都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我们需要去发现的是患者的基本行为模式。一旦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便能够知道他的基本性格，并对他的疾病做出正确的解释。
因此，对儿童灵魂生活的考察变成了我们这门科学的支点，大量研究都致力于探索生命最初的几年。在这一领域中，有非常多的资料从未被触及或探究，以至于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发现对人性研究非常有用的、新的、有价值的资料。
由于我们的研究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人类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时也发展出了一种预防形成坏性格特征的方法。几乎不用依靠任何前人的思想成果，我们的研究就进入了教育学领域，这是一个我们已为其出力多年的领域。对于任何希望在其中进行试验并将他在研究人性时所发现的有价值的东西运用于其中的人来说，教育学乃是真正的宝藏，因为教育学像人性科学一样，并非出自于书本，而必须在生活这所实践学校中获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