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这些手法进行了讨论之后，我们便可以得出结论：精神活动的模式一旦确定，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儿童可能会朝着邪恶的方向发展；而为了同一个目的，他也可能成为一个模范儿童。我们常常可以观察到，有些儿童通过一些特定的无法无天的行为吸引他人的注意，而另一些更精于算计的儿童则往往通过一些美德善行来达到相同的目的。
我们也可以把备受宠爱的儿童归为这样的儿童：他们生活道路上的一切困难都被扫**一空，他们的能力被他人以一种友好的方式贬低。他们从来都没有机会去面对责任。这些儿童被剥夺了一切为未来生活做必需的准备的机会。对于那些愿意与其交往的人，他们尚没有做好与之建立联系的准备；当然更不可能与其他一些人（这些人由于自己在童年时代所遭遇的困境和错误而有意给人际关系的建立设置障碍）建立联系了。这些儿童对生活全无准备，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机会练习如何克服困难。他们一旦离开家庭这个小小王国的温室氛围，几乎注定要遭遇失败，因为他们找不到像宠爱他们的教育者那样愿意承担义务责任的人，也找不到他们已经习惯的那种程度的宠爱了。
所有这类现象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都或多或少地倾向于使儿童与社会隔离。肠胃系统有缺陷的儿童对于这种影响往往会采取一种特别的态度，结果，他们就会经历一个与肠胃系统正常的儿童完全不同的发展过程。有器官缺陷的儿童有着独特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可能最终会迫使他们陷入孤立状态。还有一些儿童，他们不太清楚自己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而在现实中竭力回避这种关系。他们找不到忠实的伙伴，所玩的游戏与其他同伴也不相同，他们要么嫉妒其同伴，要么看不上同伴所玩的游戏，而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专心致志地玩自己的游戏。在极其严格的教育压力之下长大的儿童，也会面临与社会隔离的威胁。生活在他们看来并非阳光普照、令人愉悦，因为他们预期生活中的一切都只会给他们不好的印象。他们要么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即他们必须忍受一切困难并低三下四地承受生活的悲苦；要么觉得自己像一名战士，随时准备投入与环境的战斗，而这个环境始终让他们觉得充满了敌意。这种儿童觉得生活及其任务太过艰难。不难理解，这种儿童大多会忙于捍卫自己的个人边界，以免自己的人格遭遇失败。我们可以预期，在他眼中，外部世界总是不友好。夸大了的警惕性使他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因为他总是倾向于回避所有更大的困难，而不是让自己勇敢地面对可能失败的危险。
这些备受宠爱的儿童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也是他们社会感发展不完全的标志），那就是他们事实上为自己考虑得多，而为别人考虑得少。从这样一个特征，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他们朝向一种悲观主义世界哲学发展的全过程。除非他们能找到一种方法来纠正他们错误的行为模式，否则，他们便不可能获得幸福。
三、作为社会存在的人
在前面，我们已相当详尽地表明：只有把个体放到世界的特定情境中去看待他、评价他，我们才能理解他的人格。我们所说的情境，指的是他在宇宙中的位置、他对环境的态度，以及他对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的态度，如职业的挑战、人际关系、与同伴的团结等在他的存在中所固有的东西。这样，我们便能断定，那些在婴儿早期以暴风雨般的冲击力给个体留下的印象，通常会影响他一生的态度。在儿童出生后几个月，我们就能断定他将与生活保持怎样的关联。在出生几个月后，我们就不可能混淆两个婴儿的行为，因为他们已经表现出了相当确定的行为模式，而且，这种行为模式会随着儿童的成长而日渐清晰。这种模式通常也不会再发生变化。儿童的精神活动会越来越多地受到其社会关系的渗透和影响。生而有之的社会感的最初迹象表现在他生命之初对于温柔的寻求，这种寻求使他竭力与成人亲近。儿童的恋爱生活（lovelife）总是指向他人，而不是像弗洛伊德所说的总是指向自己的身体。这些对性欲的追求在其强度和表现形式上因人而异。在两岁以上的儿童身上，这些区别可能表现在其语言上。只有在最为严重的精神病理性退化（psychopathologicaldegeneration）的压力之下，这种在此时已经牢牢植根于每个儿童灵魂深处的社会感才会离他而去。这种社会感通常会伴随他一生，在有些情况下它会发生改变、歪曲和受到限制，而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它则会扩大、拓宽，直至它不仅会涉及自己的家庭成员，而且还会涉及自己的家族、国家，最终还会涉及整个人类。它还可能跨越这些界线，朝着动物、植物、无生命的物体乃至整个宇宙表现出来。我们研究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必须把人理解为一种社会存在。一旦掌握了这一点，我们就获得了理解人类行为的重要助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