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尽管国际上对文化迄今未能形成统一的界定，但泰勒的定义实已构成了人们进一步探讨文化问题的现代基础。同时，在此基础上，除主张文化泛化者外，人们也毕竟形成了相对的共识，即认为文化可分作广义与狭义两种概念来理解。梁启超曾说：“文化这个名词有广义狭义二种，广义的包括政治经济；狭义的仅指语言、文字、宗教、文学、美术、科学、史学、哲学而言。”[8]就已经有了此种见解。今天我们可以作进一步表述：广义的文化就是人化，即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东西构成了文化。具体讲，它包括三个层面：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其中，精神文化是文化结构中最深层的部分。狭义的文化就是指精神文化，即观念形态的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意识、情感、意志、价值、信仰、知识、能力等等人的主观世界的活动及其物化的形态或外烁的成果，如典籍、语言、文字、科技、文学、艺术、哲学、宗教、道德、风习，等等。
对于“文化”与“文明”的关系，人们也颇存异议，但从总体上看，大致有三种理解：一是学术界一般将“文明”一词用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进入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即是与“文化”并无直接瓜葛的学术上的专有名词；二是“文化”与“文明”同义。美国学者亨廷顿说：“当谈论文明的时候，我们指的是什么呢？一种文明就是一种文化存在。”[9]他显然是将“文化”与“文明”视作同义词，等量齐观。故所谓“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人们通常也称作“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三是“文化”与“文明”都是人类创造的一切成果的总称，但前者是动态的，后者则是静态的。陈安仁说：“文明是指静的状态而说，文化是指动的状态而说。”[10]张崧年也曾指出：“文化是活动，文明是结果，也不过一事的两看法。”[11]
本书对文化的界定，取狭义文化。对“文明”一词的使用，则据行文的需要，兼顾三义。
二、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回顾
文化史是古老的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但它真正的确立，在欧洲要晚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西方“文化史之父”、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名著《路易十四时代》，实为文化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其后，西方关于文化史的著述日多，渐渐蔚为大观。
在中国，文化史学科的确立更要晚到20世纪20—30年代。梁启超于此有创榛辟莽之功，他曾拟撰多卷本《中国文化史》，遗憾的是仅成《社会组织篇》计8章，壮志未酬。但是，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有关文化史的研究成果已是联翩出现。1924年《史地学报》有文报道学界消息说：“近来研究历史者，日新月异，内容大加刷新，多趋重文化史方面。”[12]足见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和编纂，是时已开始浸成风气。其中较重要的通史性著作有：顾康伯的《中国文化史》、常乃德的《中国文化小史》、陈国强的《物观中国文化史》、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杨东莼的《本国文化史大纲》、陈登原的《中国文化史》、王德华的《中国文化史略》、缪凤林的《中国民族之文化史》、陈安仁的《中国文化演进史观》、王治心的《中国文化史类编》、陈竺同的《中国文化史略》、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等等。此外，涉及断代的、区域的和专题性的有关文化史著作也相继出版。其中，专题性的著作，尤以王云五主编的大型《中国文化史丛书》为代表。丛书仿效1920年法国出版的《人类演进史丛书》及1925年英国剑桥大学主编的《文化史丛书》的体例，共分80个专题，每册一专题，于1937年后相继推出，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该丛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之所以于20世纪20年代后蔚为风气，并非偶然，至少可以指出以下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