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可知，西方文化概念的内涵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拓展与深化的。据统计，1920年前只有数种不同的文化定义；但是到1956年，就已多达150余种，也集中说明了这一点。其中，如果说阿诺德的定义是对古代以来文化认识的集大成的话；那么泰勒的定义强调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整体”和“整个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学家强调文化内涵的核心是价值观念与价值系统，则更具有开创性和划时代的意义，构成了今人理解文化的现代基础。这说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西方现代文化观念形成的重要时期。至于其后新说迭起，尤其是生物学的、生态学的、宇宙学的概念的出现，固然反映了人们视野的开拓，但是文化的概念既囊括了物种与宇宙，实渐泛化了，以至于无从把握。
从中国历史上看，“文明”一词的出现要早于“文化”。《易·乾》：“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易·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文化”一词虽然也是古已有之，但它被作为一个完整的词汇和概念加以使用，有一个演化的过程。在秦汉时期，儒生编辑的《易·贲卦》的《彖》中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说，但“文化”尚未构成一个完整的词。西汉的刘向在《说苑·指武》中将“文”与“化”联用：“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不过，这里的“文化”仍非一个完整的词，而各有独立的意义，“文”指文德，“化”指教化，即借文德行教化。其后，晋人的诗文中出现了完整的“文化”一词。如束晳的《补亡诗》有“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句；王融在《曲水诗序》中则说：“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至此，“文化”显然已作为一个完整的词汇和概念，开始为人们所广泛使用。其含义包括文治、教化和礼乐典章制度。这与西方古代哲人强调“文化”的内涵在于趋向品德修养终极的目标，是相通的。
语汇是随着社会生活和时代的变动而变动的。在西方，文化的概念所以于近代以后发生了日益深刻的变动，是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科学的进步以及世界联系的日益密切分不开的。反观中国，封建社会绵延两千余年，沉沉一线，“天不变，道亦不变”。与此相应，已有的“文化”一词，古色古香，其内涵也无甚变化。鸦片战争后，中国封建社会因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而解体，且日益走向世界，语汇便渐生变动。在一些新的语汇出现的同时，更多的语汇增加了新的内涵。就“文化”一词来说，其新义的增加尤其是人们自觉重新探究其内涵，界定其概念，则要晚到20世纪初。梁启超诸人的观点具有代表性。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5]梁漱溟则谓：“文化并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6]胡适也指出：“文化（culture）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7]他们都强调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一种复杂的整体（“共业”）和“生活的方式”，这显然是接受了泰勒关于文化的定义。
